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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第1页）

“我妹妹在MountAnvilleSchool，那是一所私立全日制女校。她自己是肯定要来中国留学的。按照她告诉我的说法，她们那些女生，好多人都想到中国留学的。”

张芸感谢了他们坦诚的回答，结束了这一次的街访。

张芸采访的，只是个别的案例，如果她是教育部留学司的官员，就会发现，西方青年来华留学的更大浪潮，正在兴起。

一方面，当然与眼下的欧美经济危机是强相关的。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可不仅仅是影响了西方民众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更关键的是，确实动摇了西方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长期信心，动摇了他们对于欧洲或者美国能够恢复良好经济、从而恢复良好生活的信心。

相反，中国与欧美的经济落差，日益突显，西方民众都知道在中国工作的收入，肯定是数倍于西方。人往高处走，很多家庭开始考虑起，此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移民东方的选项。

因此经济危机带来了留学数量的暴增，这其实是反常规的，通常情况下，危机下都缺钱，家庭还考虑什么留学这样的消费大项呢？不过是为了移民，那就有点不惜一切了。

另一方面，就是中华文化的产期输出，在西方培育了大量的“精中”分子。这与中国相对西方压倒性国力变化也有强相关，在七八十年代，西方对中国封锁很严密，中国文化的传输当时属于是“温和”的，虽有影响，但影响不算大。

但到了九十年代，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西方的文化藩篱，不得不自己撤掉，中国在经济上拥有了统治性力量，而设置这些禁令，无疑是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作为，当然会受到中国强大的压力——想要正常贸易，打入世界市场，就不可能允许这样的西方“文化歧视性政策”存在，因此这些藩篱，逐步被西方各国撤销，中国的文化产品，可以大部分自如地传播到西方民众之中。

西方的门户开放，使得在中国强大国力加持下的各种中国文化产品，潮水般地淹没了西方民众，培育出很多对中国文化喜爱和崇拜的精中青年。

其实这也不奇怪，关键就是国力的对比，中国是西方整体经济的10倍了，人均收入也远远超越，自然西方很多人就会羡慕，想学习想了解。

当然，当下的西方，不仅在上层，甚至在民众中，讨厌中国的仍然是多数，这也很自然，西方多少年的抹黑，难道一点效果都没有吗？有的人喜欢崇拜中国，更多的人则是嫉妒恨的反应，他们对于白人失去了全球的主要角色和地位，忿忿不平，还在做着百年前欧洲荣光的旧梦呢。

但有趣的是，即使这种平常对中国没有好话，整天把“极权国家不民主”之类的语言，挂在嘴边的家庭，往往对于子女能去中国留学的话，也不会反对，甚至是想办法支持。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他们对于世界的趋势和未来，内心不是没有正确的判断，只是嘴巴和思想，不愿意承认而已。到了子女选择的时候，往往就沉默了。

欧洲上层家庭的留学，过去几十年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但最近十年，比例已经大大调整，现在到中国留学的人数，已经不下于到美国的人数。这种趋势，还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缘故，所以有些上层家庭仍然在坚持“传统”。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话，恐怕这些家庭都会“AllIn”中国了。

不过历史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趋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如此明显，中国带领的全球五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构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占据了全球每年GDP的80%以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全球市场。单单从经济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变成了边陲地带，越来越无足轻重。

西方的精中群体，正在迅速地扩大。

第439章李思华的最后一篇文章

西元2002年3月19日，中国的国庆刚过，《人民日报》突然头版头条，发表了领袖李思华的最新文章。

不去管李思华文章的内容，单单是她发表文章这一个行为，就已经轰动了全世界。年迈之后，她几乎有10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再发表文章了。在全球公众面前，李思华似乎已经完全退休了，从年龄来看也正常，她今年都已经96岁了，已经是罕见的长寿。

由于她的高寿，她已经被视为“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巨人”，所谓的“听到她的名字，仿佛就走入了伟大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位伟人的最新文章，自然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她文章的标题是《民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金融寡头主义》，顾名思义，是以这三种主义为核心，论述了一些人类发展理念上的根本逻辑。

她的文章开篇明义，首先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共性。她指出，中国一向称呼自己的社会主义体制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是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即个性，不能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现成经验。但社会主义也有共性，中国走通了道路的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民本社会主义”，对于指导其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是有着完全适应的普遍共性的。

所谓民本，自然是“以人民为本”，何谓人民？简单粗暴地概括，就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最大公约数”，但也做不到全民，人民不是全民。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做到以全民为本。

所以民本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绳，为其谋求最大利益的主义，主席有过精简的概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是为了大多数人，所以才有“社会”在“主义”之前的定位——大多数人，才是社会嘛，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含义，就是大多数人的平等。

由此可以理解民本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大多数人真正的拥有国家社会的权利。要实现这种真实民主，需要的是不断建设发展足够的民意带宽，使得大多人人的合理意见和诉求，能够被作为人民代理人的上层建筑获得并正确反馈处理。这种民意带宽，可不是所谓的选票制能够决定的，那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民主，需要的是全过程的民主——民意调研（测量），反馈体系、民意处理体系，到再次反复的民意调研（测量）。

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方针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通过这种民意调研和测量，确定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中国也有庞大的私有制，但中国私有制，要符合民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如果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资本和产业的发展就是合理的，应该得到保护，例如一些私有制企业家，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劳动者，其工作时间往往还比一般人要长很多，付出了更艰苦的劳动。

但民本社会主义，也不能允许私有制那些违背多数人利益的弊端，例如过多的剥削，例如攫取了过多的社会财富。所以中国才有2%创始人最高收益限制，才有企业的员工，必须是利润分红主体等方面的规定。这样的私有制，自然与西方社会完全追求个人利益，是截然不同的。

民本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发展实业的资本家，而且是全力支持和服务的。只要通过实业来发展生产，就是为全社会做贡献，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这样的资本家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就会全心全意地让资本家开的企业，能够赚钱。

而金融资本尤其投机资本，未必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能说这样的资本没用，所以就只是严格地监管。如果他们只是掠夺社会的财富，必须要对其严厉打击。

所以对于民本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最高的宪法。中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就有合法性，符合最高宪法。而不为人民服务，像是前苏联那样，滑向了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服务，那么自然就失去了合法性。

由此可见西方选票制“民主”的极端荒谬。西方的谬说，是把选票神圣化，仿佛政权通过了选票选举，就是“上帝附体”，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本来想以此，来约束其它国家遵循他们的政制，结果现在自己被这种选票制，搞得政治能力日益低下。选票选举出来的政权，只不过是让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在他们的社会合法化。至于大多数民众，投完了选票就没有了民主，这就是没有全过程民主的下场。

而且所谓的“合法化”，也要注意法律本身的偏差。没有一种法律体系是完美的，因为除了那些完全模仿他国法律体系的国家外，法律本身诞生于制定国的“原生特质”，又受到现有政体的“发展逻辑”影响，原生特质与发展逻辑，决定了制定国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