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对社会主义而言,我们就具备相应的体制优势。AI家区块链等科技的发展,无疑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全社会强协作社会化大生产的强有力工具。中国的元宇宙,形象地可以想象为,在一张各方向无限延展的网上,一个个物质节点中间,嵌套着一个个的虚拟泡泡。这是一个全社会开放的无障碍之网,这才是现代化的数字化社会,这是大一统对封建割据的碾压。”
辛顿被彻底说服了,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陌生,去资本家化的中国,显然比资本家控制的美英社会,更能够动员起庞大的伟力,从社会底层到顶层,进行彻底的数字化改造和发展。他无法想象现在各个自私自利的美国财阀,能够协调一致地推进数字化社会。例如中国人现在拼命推进高铁建设,但是在美国,连一点泡都没有冒,还不是因为掌控高速公路和航空体系的财阀们的反对?发展高铁当然就是动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奶酪。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他对于燕玲描述的中国对人工智能功能的描述,极为神往。尤其是燕玲说明了,AI可不止是在元宇宙这个虚拟世界方向上具备根本的作用,在另一个更重要的方向,即星辰大海大航天上,更为重要。无论在哪个领域,AI会根据大数据,组织和管理起最有效率的生产或服务体系,而这个体系需要生产或服务者们的强协作。
中国未来实现GC主义的两大主要方向,就是星辰大海与元宇宙。星辰大海大航天,才能实现无限物质资源,地球资源有限,因此大航天是唯一的物质实现的路径。有了无限资源,才能实现GC主义要求的物质极大丰富、劳动者按需分配。
元宇宙同样重要,但无法解决地球物质资源有限的问题,分配得再好,资源有限,也不能实现GC主义。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否则元宇宙发展得再好,大部分民众的物质需求,仍然只能得到低端满足的话,意义是有限的——每天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里自我麻醉吗?
中国领袖李思华的说法,就是要实现GC主义理想,单单依靠理论和体制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其它落地实践的武器,最犀利的当然是科技,而人工智能,就是科技皇冠上的明珠。
辛顿当即答应了去中国。这个伟大的计划让他目眩神移、激动不已。对他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计划,是将人类文明推向“电子跃迁”般升维的伟大工作!
在辛顿同意并签约后,燕玲告诉了他中国为此准备的庞大资源:现有3万左右的AI研发人员,10年之内会增加到数十万。而从1985年开始,每年的专项经费,是中国全国GDP的0。1%,预计1985年中国GDP大约是24万亿人民币左右,0。1%就是240亿人民币,按照1:1。35的人民币美元汇率,是177亿美元左右!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总投资255亿美元,当然现在美元贬值很厉害,但中国对数字化社会的投资幅度,大约也是每2年就相当于1个阿波罗计划,而这只不过是一切的开始,中国现在的展望目标,是希望在4050年内,实现这样的数字化社会,所以整个投资规模,恐怕最终会超过至少200300个阿波罗计划!
疯狂的决心、疯狂的意志,辛顿只能这样形容中国的这项计划,哪里还有丝毫犹豫,他很快就辞去了在美国的教职,来到了中国,加入了这个中国最大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之一的东北中心。
来到中国后,他在中心的工作,除了研发,也担任教授,对一些年轻的天才学生进行教育,中国正在大规模地培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天才科学家。
就在他来到的一年多时间,他亲眼目睹了数字化社会的一个庞大的奠基工程——“中国国家算力枢纽工程”的完成,中国人在全国16个地点,建设了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按照规划开始发展2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全国的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成型,这已经把西方,甩得尾巴都看不见了。
这样的科技,西方还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每一个国家算力节点,都要有运算速度至少1万亿次秒的超级电脑作为背托。而按照辛顿所知,西方最先进的美国的超级计算机,刚刚突破10亿次秒,1000倍的差距太大了。
来到中国后,他才确证了一个现实,即作为数字化社会奠基的计算机技术,美国落后中国,恐怕至少是10年。这让他庆幸自己来到了中国,否则在美国研究下去,恐怕最终将远远落后于中国科学家们的进度。
单单在这个东北中心,可不仅仅是研究辛顿熟悉的用神经网络进行机器深度学习、记忆、感知和符号处理的方法(他目前是东北中心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还包括图像识别、音频识别、基于动物大脑的卷积神经网络等非常广泛的范围,试图建立起越来越复杂而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神经网络,用来模拟人脑智能。
辛顿参观了很多中国数字化的早期实践项目,印象非常深刻,例如数字科教、数字文化、数字社会保障、数字智能社区、网络电商、数字金融等项目,这些项目目前自然只是依托电脑的算力,还没有升级到AI的程度,但这些初级项目,也能让他感觉到那个伟大的数字时代,正在历史性地接近。
海参崴的寒冷,不能冷却他火热的激情,这是他想要的人生。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和同事们,每天工作的意义。每一个技术突破,都可能推动这个数字时代向人类靠近一步,终有一天,我们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中国的主席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391章戈地图与苏联解体准备
西元1985年12月的一天,苏联莫斯科,克林姆林宫。
戈尔巴乔夫拍了拍自己光秃秃的前额,他感到了深深的烦恼。
自从他担任苏G总书记、成为新一届苏联领袖以来,这样烦恼的时刻,数不胜数。苏联内部的问题,现在太多了,尤其是经济的衰败。
他才五十岁出头,正是雄心勃勃的时刻,两位年老的“领袖”相继短期去世,使得苏联成为全球的笑柄,被美国人嘲笑苏联现在连一个年轻的领导人都选不出来,靠一帮垂暮老人维持,这种情势,逼迫苏联不得不“干部年轻化”,否则也轮不到他,来担任这个苏联的最高职位,但大位来得侥幸,他就必须要做出成绩,否则如何服众呢?他知道,其实很多领导,不过是尊重苏G总书记这个最高职务罢了,对他本人,并不是太服膺。
为此他一上台,就立即开启了“改革和新思维”浪潮,从思想一直到执政经济军事外交,处处展开“颠覆性”改革,美其名曰要建造“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动作,确实是他真实的想法。
他对老一辈与西方的激烈对抗,早就看不过眼了,斗了几十年,苏联得到了什么?钱都花到军事上去了,除了军队和军工,现在什么产业都不行,民众日益不满。与西方和平共处,才能让苏联缓过气来。
老一套的苏联体制,已经不行了,他不是不了解基层的人,例如苏联现在的国企,还像个企业吗?生产不出像样的产品,生产其实就是在浪费资源。对比美国和西欧的私人企业,到底谁是更好的生产关系?苏联社会主义,哪里有优越性了?不承认事实是不行的,承认事实才能解决问题嘛。
所以他实施了六大方面的改革,意图还是缓和并得到西方的支持:
第一,清算历史并解放思想。有针对性的纠正平反苏联过去时代的“冤假错案”,对西方的书刊、音乐、电影开放市场,欢迎并允许过去的所谓“流亡海外的反苏反共分子”回到苏联,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西方颇有名望,有助于苏联的改革。
第二,进行政治改革。苏联需要承认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有自己的优势,苏G长期一党执政,缺乏制约,才发生了那么多违背人道和民主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到底能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其实是值得探索的,未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独尊性。
第三,进行经济改革。要在苏联实行“西欧式均富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允许私有制大发展。一些干部精英,应该成为这种私有制的先锋力量。
第四,西方的军队,都是国家化的。而苏联的军队,传统上的“党指挥枪”不符合现代的发展,他们应该是“保守中立”的“国防军”,不能太政治化。
第五,苏联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革并“民主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需要换上与我同样的改革者,这样才能推动苏联整体的改革。
第六,要与西方“结束冷战”,苏联的军事负担太重了,需要裁军,在与西方谈判中,哪怕苏联吃点亏也不要紧嘛,可以单方面妥协让步,表现苏联的和平诚意,否则敌对几十年了,西方如何会相信苏联呢?现在从阿富汗撤军,已经开始全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