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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第2页）

西德首都的郊外，这里是平缓的丘陵，有着一栋栋独立的别墅，绿草如茵，小溪潺潺，安静而祥和。秋天的早晨，虽然有点冷，但空气非常清新。

一位老年男人正在走向自己的家门，他刚刚散步回来，准备回家，他注意到对面的一栋楼附近，停着一辆轿车，一对青年男女穿着长长的皮衣，在那里说笑着。老男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年轻真好。

他正要转过头进家门，两位年轻人却向他走了过来，他有点疑惑地看着他们，男青年笑着问他：“汉斯·格罗布克？”

格罗布克疑惑地说：“我是格罗布克，你们是？”他突然停止了说话，因为两人都已从皮衣中抬起了冲锋枪口，对准了他。

男青年收敛了笑容：“纳粹，去死吧！”两支装着消音器的冲锋枪的声音，低沉地响了起来，把格罗布克打成了马蜂窝，死去的格罗布克，眼睛大睁，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苦笑。

巴德尔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海报”，用死者的腿压住了这张海报，大大的红军派LOGO，以及他们的声明：反动的联邦德国政府，庇护了无数汉斯·格罗布克这样罪行累累的纳粹分子，他们是一丘之貉。而红军派则以人民的名义，判决汉斯·格罗布克死刑！

库乔神色镇定，厢式车在他的指挥下，穿过罗马城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处看上去肮脏而混乱的街区停下。

库乔按了一下某户平房的门铃，很快几个人出来了，他们眼中有着兴奋的眼神，没有多说话，他们开始卸车，把车上的那些木箱搬入房内，又搬到了这栋房的地下室。

库乔对他们说到：“你们先整理，我太累了，要去睡一会。”女友玛格丽塔·卡戈尔走上来，轻轻地吻了他一下，他挥挥手，走向卧室躺下。

但或许是过于劳累，他反而一下子睡不着。他回想这这些天发生的一切。

武器弹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局，他们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轻型武器，通过走私海洛因而形成的既定路线，从中东进入意大利，他们还介绍了巴解组织。接下来还要对库乔组织的“意大利红色旅”选择的成员，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在布拉格、北非及叙利亚的巴解组织营地，进行军事和游击训练。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是主动找上他的，当时库乔问他们为什么找到他，又是如何注意到他的。他们的回答是：按照中国同志的建议，我们首先在各国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中，物色和寻找潜在的革命者。

因为中国人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最容易倾向革命，社会学本来就是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行为、社会变迁和发展，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如此，社会学的学生，最容易看破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剥削压迫的残酷本质，从而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者。

著名的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就是社会学的博士，库乔并不知道，意大利邻居西德的巴德尔，也是社会学的学生。但捷克人的说法，让他感到自得。

他的“红色旅”组织，确实深度应用了社会学的成果，是由社会学家乔治·寨梅里亚制定的组织原则，极为严密。

红色旅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6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核心”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

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绝不会牵连到其它小组，以此避免被警方一网打尽。后来一位意大利的官员形容说，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库乔不知道，在李思华和赵云腾的原时空，他组织的“红色旅”确实是西欧“恐怖主义成就”最高的组织，甚至连意大利的总理莫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得力的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形态，使得警方难以抓尽红色旅成员。

获得武器后，还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红色旅成员，开始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一些“试点行动”，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起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抽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了他，朝他的膝盖打了几枪；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发生射击射官员膝盖的事件。

红色旅在各种公告中，喜欢引用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灾难，没有恐怖的美德软弱无力。恐怖就是即时的、强硬的、没有回旋余地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延伸。”很快，这句话再次成为了欧洲的流行语。

法国巴黎郊外的维里纳尔森林，一群年轻人正在训练着射击。

又一个社会学学生，法国龙泰尔大学的丹尼尔。科恩邦迪，是这伙人的领袖，他的经历有点类似意大利的库乔，只不过找上他的，是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局。

东欧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西欧的动荡中，看到了让西方更加动荡的机会，纷纷出手添柴加火。在新时空，东欧的党和政府相比原时空，在进攻上要积极得多，李思华著名的“软弱的政党，没有资格叫GC党”理论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党派，对于东欧各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情报机构，他们本来就是各党中最“死硬”的一群人。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如意，他们忧心忡忡，认为只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积极地进攻，才是唯一的胜利源泉。

丹尼尔。科恩邦迪被招募后，斯塔西（东德国安机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亲自安排了对他的训练，而斯塔西的最高领导人，东德国安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也亲自接见了他，勉励他为法国新的革命奉献智慧和力量。

沃尔夫局长对科恩邦迪的安排是长期的，不急于让他组织学生发起各种武装运动，而是主要吸收骨干，然后送到东德进行训练，当然，一些人在法国可以先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今天的射击活动就是其中的一次。

科恩邦迪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直接行动”，意思是革命需要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在那里泛泛地空谈。他所谓具体行动，无非就是用恐怖的手段，在西欧进行城市游击战，从而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还是组织的初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恩邦迪，已经不是哪个幼稚的大学生了，他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被法国政府的人渗透进来，那么组织就必然失败。

所以招募活动是非常低调和严密的，新成员必须经过考核。然后再是严格的训练，可信任的成员，再由斯塔西安排，送到海外去进行进一步的训练。

不过一味的低调可不行，组织需要声誉，才能吸引优秀的新成员。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其计划正在科恩邦迪的脑袋中成型。

这个计划只需要2个人，执行后的“直接行动”组织，必须全部转入地下，法国政府会动员一切的力量，来搜捕他们的。若干这2人被捕了，多半不能活命，几乎肯定会死，但这是对资本主义心脏的一击，很有意义。

科恩邦迪看了一眼正在训练中的青年们，心想活动必须暂停了，骨干分子，先尽量送到东德去培训，其余的人员，暂时停止活动，等待行动后风头的过去。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已经是1968年的冬天，寒冷的北风呼啸，巴黎的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巴黎总部大楼的外面，没有几个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