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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第3页）

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保安扫了一眼，似乎是辆运货车，在这个时代，IMF还是被看成是商业性的，没有太多的保安措施，保安并没有让那辆车停下来。

厢式货车开到了大楼的西侧，科恩邦迪曾经参观过IMF巴黎总部，他知道在西侧有更多的重要部门，货车紧紧地贴着大楼的墙根，位置靠近科恩邦迪确认过的，大楼西侧最重要的承重部分。

他的伙伴，卡恩瑟斯，最后检查了一下引爆装置，确认无误，向他点了点头。科恩邦迪深吸了一口气，对卡恩说道：“我们先出去。”

两人戴着鸭舌帽，壮硕的卡恩，还背着一个大包，快步走出了大楼外面的小广场，又走了大约200多米，两人上了车，卡恩在后座打开了大包，里面是无线电引爆器。

科恩邦迪的内心其实很紧张，但他努力平静下来，他对卡恩说道：“引爆吧。”卡恩会意，猛然一扭引爆器的旋钮。

一声惊天巨响响起，震耳欲聋，他们轿车的玻璃都被震碎，但科恩邦迪根本顾不上这些，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大楼西侧，烟尘大起，西侧的部分开始坍塌，越来越多的砖石掉落，最后突然，一大块建筑掉了下来，科恩邦迪发现，大楼大约有14到13的部分，即差不多大半个西侧，已经不复存在！

他猛然启动轿车，与卡恩两人一起，像疯子一样地哈哈大笑，3吨重的炸药，如此规模的爆炸效果，总算没有白忙一个多月。

开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泪，在不知不觉地开始掉落，他擦掉眼泪，过去的那个文艺青年，再见了！

这就是新时空有名的IMF巴黎总部爆炸案，超过132人在爆炸中丧生，其中包括刚从华盛顿总部来到巴黎总部视察的现任IMF总裁保罗施威泽，全球震惊。

当天下午，巴黎的众多媒体都接到了信件公告：“法国直接行动组织”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这是我们对资本主义金融心脏的攻击，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反人类的回答。

伴随着全球的学运，恐怖主义运动在欧美广泛兴起，例如美国在黑豹党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恐怖组织”，白人学生组成的“地下气象员”组织，让FBI更加头疼，他们的宗旨很简单——“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看着你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屠杀无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是继续享受你的中产阶级舒适，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因此他们认为，惟有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上，才能让美国人民了解其政府在国外犯下的罪行。

在这段时间，地下气象员组织不断发动炸弹袭击，攻击美国的政府建筑和一些银行，他们更加隐蔽，更加被学生庇护，让FBI头疼不已。

从“凝固汽油弹下裸奔的小女孩”照片事件开始，2年多的时间，欧美发生了超过7千次的恐怖袭击，上万人在这些事件中伤亡，使得欧美政府在这个阶段，都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国内的维稳。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伊拉克战争的激化，让油价保持在67美元桶左右的较高的位置，动荡+油价，西方各国的经济成长，趋向于缓慢。

学运、恐怖袭击、民众空前的抗议，也让很多西方政客开始变化思路，他们发现，西方的路线，必须有所调整。在美国，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结束伊拉克战争，尼克松此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伊拉克战争已经被证明是愚蠢的，美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约翰逊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声誉，他现在声名狼藉。未来竞选，关键就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从57%下跌到了41%，被美国媒体称之为“戏剧性的大转折”。

从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的蝴蝶效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世界。

除了被认为是长期有意义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国CFIA并没有直接介入和组织推动西方的恐怖主义浪潮，不像苏联KGB和东欧各国安局，几乎都多多少少地都介入了，这倒是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不能伤害西方无辜民众”的“圣母主义”，而是中央政治局，认为这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虽然一时间，让西方政府手忙脚乱。

李思华就曾经指出：这些西方激进青年，以恐怖主义为特色的“革命运动”，其实几乎都是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的“虚无浪漫主义”，并没有真正的社会根基，所谓的革命运动，因为西方部分人民、对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不满而存在而发展，但这些不满是脆弱的，是民众因为生活不如意而不满，而不是真正的阶级觉醒。参与者自己，也多数是一时的激情，并没有长期斗争的意志，他们还比不上中东的宗教分子，他们更有毅力、更能坚持。

没有基础，就是空中楼阁，“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不可期待，不可持久，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走向低潮，没有阶级觉醒的民众，看到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除了部分激进青年以外，其它人更多的是恐惧——恐惧他们二战后好不容易的“安全的生活”被破坏，恐惧他们的坛坛罐罐被打破，所以不会支持，只会反对；越是激烈，他们越反对。

这些人的“革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两码事，西方的恐怖主义运动，虽然多数都打着GC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本质上，更多的是西方传统无政府激进主义的滥觞。中国旁观就好，至少这些西方的内部矛盾，对全球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是有利的，分散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精力，冲击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CFIA的一些负责海外行动的同志，倒是觉得很可惜，他们认为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地方，但中央既然不同意，也就只能偃旗息鼓。

这就是恐怖主义大流行的时代，“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斗士”，每个人屁股坐在不同的地方，对他们的看法当然就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冲击着原来的社会，改变了一些微妙的历史趋势。

第339章改天换地大调水

1969年的3月，李思华来到了西昌省纳赤台，参加第一期500亿立方米“红旗调水一期工程”的开工仪式。

这是让她非常激动的时刻。建国30年，对大西北进行大调水的各方面准备，终于成熟，这个毫不夸张的全球天字第一号工程，终于要开工了，用“改天换地”来形容当然一点都不为过，主席本来也要亲自到现场参加，只是他现在的身体，不一定能承受得起这里约3800米高原的气候，在政治局的苦劝下，他才不得不放弃，让他非常遗憾，不高兴地说这是“人生的遗憾”。

1957年开工的8亿立方试行线，最终证明主体是失败的，用1957年的方案，难以实现稳定的供水，因此在1960年左右，调水工程就停了下来。但失败不是没有好处——取得了各方面大量的经验和数据，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科技人员对相关工程问题的不断研究，新的方案开始成熟逐渐成熟，各种细节工程，不仅仅是使用计算机模拟，而且在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小规模测试。

对于这方面的花费，李思华是眼睛都不眨的——与改天换地，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的大规模生存空间相比，与把大西北变成大市场与中亚战略基地相比，性价比太高了，这点小钱都不敢花，谈什么开创未来？

根据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最早的红旗河方案，是被彻底地否决了，原因还是工程难度太大，单单一个涉及的2337公里隧道，按照现有科技，已经可以测算出来，最快需要100多年的修筑时间，而且部分还要通过地震带，难以保障安全。至于其它方面的难题，更是堆积如山。

所以新的方案，还是以管道方案为主，但实施的内容，与试验期的8亿立方管道线方案，有了巨大的差别。8亿线的试验证明，除了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外，有两个问题非常尖锐：第一是当时使用的厚壁聚乙烯PE管，仍然不适合这样规模的引水工程，尤其后期成本巨大；第二则是提水的电力来源，经过计算，按照当时的路线，可能需要几十座核电站，无论是安全还是建设规模，都过于巨大，而且此时的核电站不算先进，这样的投入总体是不划算的。

现在的新方案，则彻底克服了上述问题，最核心的就是针对两大最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以硅铝合金管替代厚壁聚乙烯PE管，新管足以使用1000多年不换，甚至可以提高到3000年标准。

二、以水电替代核电，让这个调水工程中生产的水电，自身覆盖全部调水工程所需求的全部电力，甚至还有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