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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章（第3页）

李思华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困难的地方，如何长期地一贯地保持革命热情，尤其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来保持革命者的初心。”

“我党到目前为止相对苏联的幸运，不客气的说，在于主席您与我是开国的第一代，威信还够高，建国以来压制住了类似的“官僚冲动”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搭建了远比苏联更完善更周密的预防策略和组织，使得我们的领导阶层，还没有变成苏联那种官僚阶层。”

“但是人亡政息，我们终究有要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未来会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还是要不断加强人民的思想教育，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力，让人民成为我们对抗官僚化的防火墙；也要加强机制防范，最重要的是搭建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体系。一个脱离底层人民的官僚阶层，必然走向变质，走向人民的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主席深以为然。他接着说道：“你以前说得很对，对多数人，不能只讲精神激励，还必须有物质或者其它激励，否则时间长了，精神疲惫了，也就没有了激励效果。但是所有的激励不能是特权，不能是长期固化的经济利益，后者也是特权中特殊的一种。但是不搞苏联那种干部特权，我们就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体系。”

“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这些，都不是好的激励，因为只能升不能降。短期是有激励效果的，但那是一种不符合革命者信仰的负向激励。长期就完全是负面的，有了这种特殊特权，干部们就会倾向追求更多的特权，要更多的经济激励，如果取消掉这些特殊待遇，他们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甚至心生歹意，赫鲁晓夫倒霉就是这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会越来越反感干部，谁还会认为干部与老百姓是同一个阶级，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搞笑嘛。做事就只是做事，不能是为了高人一等而做事。”

“所以我对干部，是赞同间接激励，而不是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是短期猛药，却是长期毒药。”

“当干部获得的报酬，原则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多劳多得，做出了贡献，应该获得报酬，但报酬未必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其它方面的激励。我觉得那个社会贡献分体系是很好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努力，探索出更多新的模式来。总之，我们的激励，应该与干部革命的思想、方向和努力结合起来，而不是与职位、权力相结合。否则只要人上人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几乎任何制度，都会被这一思想侵蚀。”

主席提到的社会贡献分体系，在建国初就已经提出，从西元1951年开始试行，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56年开始）正式执行，目前也还在不断完善中。

贡献分或者说贡献值体系，是考虑到人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无非是两种，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贡献分就是用来引导人们正向地去实现需求，而不是往歪门邪道上努力。用贡献值来引导人们自发的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并以此换取奖励。

体系中所说的贡献，是无论事情大小的，打扫卫生是贡献，科研突破亦是贡献，甚至垃圾分类，节省节约，都是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贡献值则是将所做出的贡献具体量化。换而言之，只要是做正确的事，便是做出贡献，便可以获取贡献值。至于什么什是正确的事情，是通过贡献值委员会与民众一起，不断地讨论，总结，制定，并纳入贡献值的设定，每年都有多个听证会，来调整和完善贡献值体系，而个人获得的贡献分，是一切公开的。

所以作为服务公众的干部，就类似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贡献分，贡献分的高低，决定了享受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权排序。例如现在医院医疗资源还比较紧张，贡献分高的就是优先使用；例如组屋购买，同样是贡献分高的，优先购买和挑选房屋。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经济奖励，贡献值直接影响每年的人民分红的份额比例。

这种公共服务优先权，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由贡献所决定的，而不是所谓的金钱、地位和阶层。

贡献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以此来避免人们一股脑地对贡献值高的事物和行业一拥而入，而对贡献值低的充耳不闻。能做出更多贡献的人，也自然是在某个领域学艺更精、工作更努力的人，以此鼓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学习进步。

贡献值系统当然不仅是奖励，也有惩罚，例如在社会上的作恶，例如赌博、斗殴、辱骂、伤害等，尤其是刑事罪行，贡献值都是指数级的扣减，而无期和死罪，自然是全部扣除。

所以干部想获取薪资之外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做大自己的贡献分。例如在经济发展领域上的干部，如果为当地发展成功发展了某项新特色产业，那获得的贡献分就很大，一次性可能是一般人的数十倍，自然每年的人民分红都是不少的，而在公共服务上也就有了优先权。

当然如果被发现是弄虚作假，那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仅是贡献分全扣，倒查追索，而且公职不保，甚至刑罚追究。

所以贡献分体系，让贡献者主要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服务。金钱易于激发人类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而贡献分则力图激发人类精神中的高尚性。

而且贡献分与金钱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金钱可以遗传，导致富人越来越富，造成贫富差距。但贡献分只是追随一个人的一生，人死“分”消，每个人的后代，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积累。

中国的贡献分体系，在三五计划开始萌芽，而从1961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地执行。这个体系要得到完全的普及和深入到每一个人，还必须等待未来在网络基础上构建的庞大且发达的计算与监控网络。所以在五五计划期间，还是比较粗略的，但起码在计算机单机登记和服务器存储的基础上，也能够建立起每个人的贡献值档案了。

主席对于这个体系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李思华自己的认知，是这个体系很有用，但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激励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和其它体系来完善。贡献换服务，对于比较“心平”的干部而言，是很好的长期激励工具。但对于那些“野心和贪婪欲望”比较大的干部，恐怕谈不上有什么激励的作用，还是会动歪脑筋，想追求直接的特权和待遇。对这些人而言，什么都比不上把钱装在自己兜里。

贡献分体系，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干部流动和定期审查和审计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都蕴含着一条原则，“透明与隐私相对性原则”，越是底层人民，没有公职和其它特殊收入，就越是有所谓的“隐私权”，而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那么就必须“透明度”越高，因为必须经得起各种调查审核体系和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合理的对价，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事，那就不要做官、不要当干部、不要发财、不要出名，你可以当个隐士，没有人来烦你。

李思华自己更指望，通过建立这样一整套包含严密的若干制度的体系，劝退那些为了发财和特权的投机分子，让他们无利可图，无特权可用。而两三代新人下来，他们熟悉和接受了这套严密体系的管控和制约，习惯了“戴着枷锁跳舞”，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才能一代代地传续下去。

主席和李思华两人的讨论转向了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无疑是一个中苏改善关系的良好契机。

李思华指出：“主席，如果赫鲁晓夫10月下台，那么一个月后即11月，正常情况下，苏G会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虽然此前中苏关系紧张，但这个活动，苏联从来都是邀请我党参加，而我党也一直参加，所以这一次，我建议可以由李玉振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利用这次机会，争取与苏联勃涅日涅夫政府改善关系。”

“勃涅日涅夫这个人，我前世后来的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很低。但我不这样看，他有点像我国历史上的唐明皇，前期干得是不错的，从1964年到1979年，苏联从经济到军事实力的增长，可圈可点，一度让受到越南战争削弱的美国，不得不处于守势。他将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段时间内，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经济发展，是比不上勃涅日涅夫领导下的。”

“但这个人，现在虽然还未像原时空后来那样年老昏聩，但他也只是一个出色的官僚，不是改革家，不能开创新局面，只能维持旧体系。所以官僚体系不断发展，社会逐渐僵化，阶层逐渐固化。等到入侵阿富汗，苏联的国力就开始逐步消耗，开始走下坡路，这和唐明皇历史的后半段，其实有相似之处。”

“老实说，勃涅日涅夫这帮官僚，其实在意的是利用权势，享受苏联建设的成果，他们已经谈不上多少革命意志，剩余的只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理念而已。但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我国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食品等领域，丰富的程度不下于西方，甚至更超出，对于苏联的经济生活，是非常大的补充，完全可以扩大贸易，这一点是比较容易打动他的。而且他与我们素无恩怨，可不像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反复交锋。”

“苏联即将步入巅峰，这对我们而言，最近的二十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国大量的产品可以出口苏联，包括东欧，大部分甚至完全替代西方产品的存在，也让苏联上层，可以取得降低民间和底层人民抱怨和离心倾向的效果。而我们也因此可以进口大量苏联的资源产品，例如油气和金属，至少可以降低我们国内资源的损耗，这是不折不扣的双赢。”

主席是历史大家，以前又听过李思华讲述过不少关于勃涅日涅夫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勋章控”的故事，对于李思华这个“唐明皇”的比喻，一听就懂，他笑着说：“你这个比喻不错，李隆基继承了武则天奠定了强大根基的唐朝，并在他的前期把唐朝推向鼎盛的巅峰，但在晚年，却搞得一塌糊涂，几乎丢了江山，唐朝因此由盛转衰。这个勃涅日涅夫，确实有点像。”

“这样吧，在李副总理去莫斯科的时候，让他各带一封我和你的亲笔信，哈哈，我们给足勃涅日涅夫面子嘛，他也好在苏G中央，有台阶可下。”

1964年10月13日，被克格勃从黑海之滨强制带回的赫鲁晓夫，在苏G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从此被软禁居住。而本来苏G反赫鲁晓夫势力中两个最强势的人物，苏沃洛夫和谢列平，却为争夺大位而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双方都退让，最后被勃涅日涅夫捡了便宜，大家都同意让勃涅日涅夫，出任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他的亲信，柯西金成为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