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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章（第2页）

对于不属于中华苗裔的民族，中国也支持他们底层人民的正义斗争，例如在次大陆，中国吞并了那些小国吗？中国支持并继续支持着他们正义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事业。

黄桦傲然地说道：“GC主义信仰者解放全世界底层人民的信念，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利己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利他主义境界。利己的卑劣者，只会以自身狭隘的自私自利，来揣度GC主义的信仰者，犹如井底的青蛙，只能看到井口的天空。”

这话得到了维辛斯基热烈的鼓掌。而西方各国的代表们，气急败坏地反驳，瑞典的代表，讽刺中苏两国都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民，西方各国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苏两国，说明西方的体制，才能更好地让人民包括底层的人民生活得更高更自由云云。

维辛斯基反驳说：“首先我不认为瑞典这样作为德国纳粹法西斯的代理人，从纳粹掠夺欧洲和苏联的财富中牟利的卑劣国家，有任何资格谈世界人民的发展。”他先揭了瑞典的老底，让瑞典代表铁青了脸。

“中苏两国都是底层人民打到了剥削食利阶层，而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是从经济水平很低的程度上，开始重新发展经济的国家，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这毋庸置疑。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发展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你们西方国家，我们终将埋葬你们，这无可置疑。”

“你们所谓的人民幸福，不过是因为我们GC主义者的存在，让你们的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阶级让利，以避免他们在GC主义真理的感召下，起来推翻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统治。可以说，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才是你们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的保证。”

“这正是我们GC主义者骄傲的一部分。由于我们的存在，已经大大改善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GC主义者利他的信念，确实是你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维辛斯基呼应了黄桦之前的论述。

这样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自然结果是无果而终，但影响极大，被各国媒体称之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由恐怖主义开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谁更优越而终。

德国汉堡，华灯初上，一条幽静小巷的一间咖啡厅里，几个女生正在激烈地讨论日本人澳洲袭击事件。

乌尔丽克·梅茵霍芙对古德伦·恩斯林说道：“恐怖主义很有趣，它是公众在不具备对抗反动政府军队的前提下，有效的斗争方式。因为恐怖主义的行动，对于陈腐的社会，具备极大的震撼力。要惊醒沉睡的公众，需要打破他们的窗子。”梅茵霍芙是著名的德国左翼记者，在原时空她后来被人们记得的名言是：“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但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古德伦·恩斯林放下手里的咖啡勺，若有所思。她的男友安德列亚斯·巴德尔是一个激进的左翼主义者，她深受男友的影响。在这两口子看来，德国的革命需要行动，而不是单单的理论，那么恐怖主义是不是行动的方向呢？一只“城市游击队”？

她抬起头，对梅茵霍芙说道：“罗莎·卢森堡曾经说过，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要争取德国人真正的民主，恐怖主义的城市游击队，或许在德国是适合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欧洲青年，他们“革命”的方向，往往不是中国主张的底层人民革命，而是所谓的“民主“，在德国有更具体的方向，那就是他们认为政府正在将当年的纳粹分子，一个个委以重任，而反纳粹的左翼，则受到不断的打压，这让他们都认为这是当年德国纳粹，镇压德国GC党的翻版。至于一套治国治民的革命体系，对于这些出身富裕的“革命青年”而言，完全没有浪漫性，很少有人关心。

在他们看来，当年德国革命的先辈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就是惨死在德国资产阶级的镇压下，而今天的德国，又让人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在这次几个德国的“革命女性”聚会之后，一个未来震惊世界的恐怖组织“德国红军派”的雏形出现。实际上，后世统计，在日本人袭击事件之后短短的3年，全球出现了上百个后来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仅仅在美国和西欧，就有十几个恐怖组织出现。

全球的恐怖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第318章赫鲁晓夫下台与贡献值体系

西元1964年10月3日，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到达黑海之滨度假。他并不知道，从这个时间开始，针对他的政变，开始进入倒计时。

在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在莫斯科那些中央委员的家里，各种小范围的串联达到了高峰，当时苏联的大人物，苏斯洛夫、谢列平、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已经掌握了最关键的武器——克格勃。

10月7日，得到了赫鲁晓夫去黑海海滨休假情报的李思华，走进了主席的居所，他们需要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

主席问李思华：“你确定赫鲁晓夫马上会下台？”虽然早就知道，但事到临头，还是有点疑问，毕竟看上去赫鲁晓夫在苏联，还是如日中天。

李思华肯定地点头：“我记得应该是在10月中旬左右，可以肯定。”

两人沉默了一会，主席又问：“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思华回答：“赫鲁晓夫下台，又是一次对全党同志的教育机会。苏联没有搞好上层建筑的更替体制，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非正常的情况，都可以说是政变，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是很大的打击，苏联残余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等到赫鲁晓夫下台，那就变得更是孱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得到鼓舞，他们会利用苏联体制上的不稳定性。”

“我党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更替教育，这几年有不少老同志退休，其中有革命热情，退而不休，帮党和政府做些服务是好事。但如果退而不休是为了权力，那就不是好事情。”

主席同意李思华的看法，他转而说起对赫鲁晓夫的分析：

“赫鲁晓夫这个人，吃了没文化的亏，他有着一种俄罗斯农民式的狡猾，有的时候很有用，但有的时候很天真。当年对付贝利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这种狡猾，让贝利亚以为他是最没有威胁的一个高层，结果恰恰相反，让他们能够打倒了贝利亚。而最近这几年，他表现的就是天真了，自以为是苏联的大家长，结果苏联其它的领导人，却对他越来越不满。”

“他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彻底批倒斯大林，这是十分愚蠢的。斯大林是苏联真正的缔造者，苏联无论好坏，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打上了斯大林的烙印，赫鲁晓夫的批判，不仅让苏联的力量变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是为自己埋下了今天的结果。你当年能够打倒斯大林，今天我就可以打倒你。苏联的上层体制，因此变得不稳定。整个苏联高层，领导之间没有信任可言，也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第二个大错误，就是改革的步调不对，一次性搞了太多方向，结果几乎得罪了大多数苏联已经形成的官僚阶级。他取消“干部终身制”是对的，但是太过激进，他搞换届选举，中央委员要更换14，而去年1963年的一次苏维埃代表选举，代表有将近70%更换了新人。他又没有斯大林那样强大的威信，本来威信不高，还要搞得这样激进，人家当然都要反对他。就这样，他还强推了一些措施，例如取消了各级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等福利待遇，这下子，在官僚基层的支持性也没有了。”

“除了干部方面，在军队方面也犯了错误。他加强核导弹火箭军，方向没错。但是他为此而大力裁减陆军海军，搞得将官们都不支持他。本来干部和军官两个群体的改革，就应该分开，总要有帮人支持你嘛。”

“然后他还干了几件大的蠢事，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件，而不顾苏联的自然条件强推玉米种植，结果搞得几乎颗粒无收是一件，其它包括三和主义等在内还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让他的威信进一步地下降。”

“所以总结来看，这就是一个悲剧人物。除了斯大林那件最大的蠢事以及对西方幻想的三和主义外，他其余想干的事，方向都是对的，主意都是正的，结果都是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说他是天真，没有威信，想干必须要威信的事情，该一桩桩做的事情，非要一起做，更不清楚官僚阶层的弱点。”

“固然赫鲁晓夫有他自己个人的问题，但苏联党的问题更大。批倒了斯大林后，导致苏联党内的信仰忠诚迅速下降，现在已经能看得到恶果，大家是争权夺利，如同资本主义那样，各级官员主要是为了利益而做官，而不是为了共同信仰而奋斗，可悲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