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应泊缓缓地笑了笑,像是轻松地松了口气,“路队辛苦。”
门轻轻合上后,室内重新归于寂静。
那盏落地灯仍亮着,映得半墙温黄。应泊倚着沙发背,仰头看着天花板,手轻轻垂在身侧,握着的指节无声收紧了几分。
他闭上眼,打算休憩一下,大脑某处神经一颤,有个声音没来由地响起:
“……法学就是神学,权力就是神祇,我们都是权力的殉道者。”
这句话来得没有任何预兆,像是从记忆深井中忽然炸出的闷雷,沉重、冰冷,却自带着一种神谕般的残忍。
是谁说的?
他不记得是哪一年听到的了,也许是一次辩论会结束后的深夜长谈,也许是某个导师喝醉后的醉言碎语。那句话当时听来像玩笑,像极了学院里那些自命为“制度哲人”的老家伙说的疯话。
可现在,那句几乎被遗忘的“疯话”,却像一块冷铁敲进了他脑中。
“权力就是神祇。”
三名死者,无一不是曾在权力轨道上深深参与过重要事项的人。他们推动立法,主导裁判,审理项目。他们不完美,甚至曾偏斜、懦弱、妥协、隐瞒,但——
他们不是“该死”的人。
可有人不这么想。
应泊低头,手掌慢慢摊开。他看着掌心发白的纹路,沉默良久,仿佛能看见那句子正被烙在血肉之中,无法剔除:
“我们都是权力的殉道者。”
他唇角缓缓抿紧,眉心微蹙,眼里的光一寸寸沉下去,变得冷静,变得犹疑。
他终于意识到,这场杀戮,可能不只是“暴力犯罪”,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复仇。
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信仰实践”,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而他自己,也只是实验的一个变量而已。
*
应泊又发烧了。
早上一醒来,胸口就像被火烤了整整一夜一般剧痛,他只好请了假来医院复诊。医院三楼内科候诊区的空调吹得冷气一层层地往下压,像是一块无形的湿布挂在天花板上,要掉不掉,让人不自觉地耸起肩膀。
应泊靠着银色金属靠椅,衬衣贴着背部一片湿透。他手中攥着拍完的CT片子和病历本,额角渗着薄汗,眼窝有些凹陷,眼底一圈微红的青色,像是两道多日未愈的伤痕。
一定是枪伤留下的血气胸又发作了,连日来的压力让他根本无暇休息,只能连轴转。现在,应泊暂时顾不上自己的疼痛,只想诌一个听上去合理的谎,让医生别骂他骂得太狠。
走廊里人不多,但氛围却嘈杂。他正低头发呆,忽然听见不远处爆起一串怒吼: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考成这样,好意思顶嘴?”
一个中年女人声调拔高,像锉刀一样刺耳。她站在候诊区角落,双手抱臂,脸上的怒意几乎要把口罩都顶开了。
她面前,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低着头,鞋尖一下一下蹭地,像是在极力忍耐。他轻声说了句什么,却又立刻被打断:“我不管你说什么!你知道现在中考分流有多残酷吗?你要是考不上那个学校,以后怎么办?高考怎么办?咱俩今天都没脸出这医院!”
“不是……是我身体不舒服,我刚才说了我耳朵嗡嗡响……”男孩低低辩解。
“你嗡个屁!你就是想偷懒,仗着生病不想学习,是不是?”
那女人骂得咬牙切齿,男孩的肩膀微微缩了缩,却没有哭,只是沉默着,低头像一块被丢在角落的石头。
应泊听得眉头拧得死紧。他本能地想移开注意力,视线却被这段争执牢牢拽住,耳边的声音再难忽略。
像一把无形的锁扣住记忆的闸门——某种早年间刻意遗忘、却从未真正远离的东西忽然被扯开。
那一年他十四岁,也是在医院走廊。
他成绩掉了一名,母亲在诊室外当着一排病人吼了他整整十分钟,手里拿着的是那张刚从老师手中拿回来的期中考试试卷。
“你到底有没有点出息?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自己!我说了多少次,考第一才有资格说话!”
“不是我不努力,是那道大题……”
“我不听你解释!你那是找借口,是撒谎!你以为你能骗我?”
应泊当时也没有哭。他只是记得那一刻的风从窗户外灌进来,吹起窗帘一角,却怎么也吹不散他胸口那团难以形容的钝痛——不是委屈,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疲惫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