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了然点头:“那就好。按夏主任的意思,大概还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有什么情况,你也可以及时跟我们反馈。”
讯问笔录上,不论问起什么,应泊的回答都是“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不清楚”,只有被问及自己经手的案件时,才会如数家珍地把案情娓娓道来。工作人员看了一遍,回想着这些天来与此人的相处经历,忍不住笑了:
“你口风真紧。”
“因为……确实没做过。”应泊自己也勾起唇角,“所以不心虚。”
“刚接手你这个案子的时候,属实被吓了一大跳,那个人说你一年收了三百万,什么金条、银行卡都有。我还在想,这年头了,还有年轻人胆子这么大?”
双方都会心一笑。工作人员把先前的讯问笔录复制修改一下,又成了新的笔录:“后来才知道,乌龙一场,你连我们都算计进去了。”
他检查了一遍,而后把笔录打印出来,递给应泊:“签个字吧,还是那个流程。”
应泊依然谨慎地把笔录从头到尾通读一遍,随后才执笔在末尾签下“我已看过如上笔录,与我所说的相符”,以及自己的名字。
“这几天总有人来打听你的消息,警察、律师……用各种方式,找各种人脉,把同事都问烦了。”工作人员叹了口气,“你也是同行,工作里应该见过嫌疑人家属着急的样子,出去之后给他们报个平安。毕竟你这件事,可能还得拉扯一段时间。”
应泊颔首,随后又开口问:“这里有体重秤么?”
“体重秤?”工作人员觉得奇怪,“你要体重秤做什么?”
应泊一笑:“没什么,看看自己瘦了多少斤。”
又一次回到留置室,应泊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留置以来,他拒绝了工作人员聘请律师的提议,就像他过去暗示手下嫌疑人“不要聘请律师”那样。他自己就是做这一行的,很清楚刑事诉讼里辩护律师能做的微乎其微。
所有的通讯设备都被搜走了,连手表都没留下,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可以打发时间的工具。他每天都处于一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清晨有天光唤醒,月升则闭眼入眠。
一日三餐则有专人送进来,看着他吃完,再把餐具都收走——防止被关押的人员自杀。
应泊当然不会选择自杀,毕竟一切都是他计划的一环,要是真的不想活了,他大可以在被留置前就结果自己。没了手机,他也看不到那些侮辱他的污言秽语,算是心静自然凉。
据说,留置官员一天的成本在一万元以上,应泊掰着手指头算,自己这些天已经花掉国家五六万了,某种意义上也算挥金如土。睡不着的夜里他也会想,要是他出去后能申请司法赔偿就好了,不仅白吃白住,还有钱拿。
只不过,清醒与迷蒙的交界处,脑海中更多的是那个人的影子。
出去之后要不要跟路从辜见面,他还没想好。虽然褚永欣的实名举报里有诬陷的成分,但关于他身世的部分大多是事实,这一点无可抵赖。
虽然私生子的身份让他一路走来挨了不少白眼,却在政审中钻了空子,也算因祸得福。他原本天真地以为那些丑陋的过往在他穿上制服宣誓的那一刻归于尘土,可脱下了制服,他依然是那个畏畏缩缩见不得光的丧家之犬。
应泊自然清楚,路从辜不会因此改变对自己的感情,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们的爱也没有那么浅薄。
问题是应泊自己的心魔——他有没有勇气以这样一个赤裸的、卑贱的模样重新面对。他甚至想不出该怎么面对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工作,这些天罹受的那些流言蜚语,让他自己都开始质疑罪犯的孩子配不配做一个检察官了。
嘴上说着“只是一份工作”,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他还是不免落俗地想到理想,想到责任。
以至于熬到了可以离开的那一天,他站在留置室门口,忽然有些不想走了。
工作人员好心地将他送到门口,他回过头向楼上望去,窗口同样有人在目送他,是夏怀瑾。
他绽出一个天真的笑,向夏怀瑾挥手。
孑然站在人行道上,他迷茫地环顾四周,不知该去向何方。然而,马路对面有辆奔驰短促地鸣笛两声,仿佛在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循声望过去,奔驰车主打开车窗,冲他吹了声口哨,是陈嘉朗。
应泊犹豫着,没有上前去。陈嘉朗原本挂着的假笑立刻碎了一地,变成了一副不满。
“条子应该马上就到。”陈嘉朗看了眼腕表,把眼镜拨到鼻尖,“你也不想让他看到你现在这副狼狈样子吧?”
这话的确让应泊思索起来。他借着监委金属招牌的反光观察自己现在的样子,虽然这些天刻意地休养身体,但胡思乱想最伤心神,他整个人看上去颓废得像个街头艺术家。
末了,他选择妥协,上了陈嘉朗的车。
一路上陈嘉朗都没有主动开口,这让应泊想起小时候自己考砸后一脸严肃的母亲,也是这样不发一言。他如坐针毡地望向车窗外,问:
“我们这是……去你家?”
陈嘉朗还是不说话,大抵是默认了。应泊偷偷觑了陈嘉朗一眼,硬着头皮接着问:
“你的病怎么样了?化疗效果还好吗?”
“我没有化疗。”陈嘉朗抽出烟盒,不顾应泊阻拦的眼神,点起了一根,“没有必要。”
“什么叫没有必要?”应泊气极反笑,“不想活了?”
“嗯,有点。”陈嘉朗似乎在跟他赌气。应泊趁着红灯,抬手想把那根烟夺下来,却被陈嘉朗避开,对方看过来的眼神带了一丝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