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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第2页）

这些年国内贪腐案件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贪腐与海外结合，因为在国内实在是困难。ICT科技大发展后，对官员的大数据监测发展很快，本人家庭包括亲戚在内，例如收入与消费不符合，例如亲属突然发财获得大笔收入，例如官员老部下和亲属开办企业发展很快等这类的异常情况，越来越容易被大数据挖掘出来。每一种新作案手法被发现，就会被针对性的完善大数据软件，迅速覆盖全国进行监测。而数据异常一旦被发现，本人就会被重点监测和秘密调查，时间一长，很难不暴露。

而且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要求的就是“主动调查”，而不是等到贪腐案件爆发后再调查，所以数据异常，通常会引来反贪侦缉员们的高度关注，全国超过10万人的反贪侦缉队伍，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们直属中央纪委，地方政府对他们根本没有影响力。

对于各地“官不聊生”的抱怨，中央一直是高压态度。你如果觉得监控太严，侵犯了你的隐私权，那可以退出公职。“权力与隐私权反相关”原则，是每个官员都知道的。想当干部，就不要抱怨组织对你的监测。

再者，在国内贪腐，多数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四流工程越来越完善，要组织起一个能够合作的贪腐团伙，当然没有利用海外来得容易。

所以贪腐向海外发展，是贪腐案件的“大趋势”，毕竟中国在海外，不可能有国内这样的完善反贪系统，易于找到监控的漏洞。程慕华案件就是一个典型。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周珞琳终于搞定了整个案卷，她有点疲倦，整个案子涉及国内的十几个人，包括程慕华在内，几乎没有一个是“竹筒倒豆子”的，对抗组织调查的态度非常明显，这显然是因为国内对于贪腐案件一直是高压，像程慕华和几名主要案犯，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死刑，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例外。既然必然一死，这些人当然“斗争意识强烈”了。

这些年一直有种争论，就是对贪腐案是否量刑过重，原因就是有些案子，由于案犯明知重刑，所以坚决不配合，抵抗审讯不交待，使得案子拖延很长时间，并得不到完美解决。不过周珞琳本人坚决认为，如果依靠减刑来便利调查，那是一种“懒政”，反而会让贪腐分子无所顾忌，一些人的贪腐欲望就会上升，导致贪腐案件的高发。所以他们不交待，只是对调查人员的能力考验，自身努力调查清楚就是了，不能对犯罪分子妥协。

很快进行了审判，程慕华和几名主要案犯被判处死刑，也包括在美国的那对母子，两人被“缺席审判”为死刑。道理很清楚，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不知情”，什么只是程慕华向两人提供“生活资金”可以解释的。程慕华有多少收入他们不清楚吗？根据调查，两人起码接收了超过8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说不知情怎么可能？就是共谋犯！

CFIA开始行动，这母子两人在美国被控制，然后两人在美国的别墅，还有一栋在摩洛哥的豪华海岸别墅被出售，所有资金被转移。最后，两人在一间出租的公寓内“自杀”身亡。

这就是现在包括纪委在内的反贪体系的纪律：“不妥协、不放过”。

程慕华属于副部级官员，影响已经很大，关于其案件的内参，也被李思华看到了。

她微微一笑，贪腐永远难以全面消灭，只能是强力抑制。这些年来，她虽然是火爆脾气，但看得多了，已经能坦然面对，反正有冒头就打击，让反贪系统追着最新的犯罪模式，不但提升应对能力。

这几年，她推动CFIA以及调查总局，专门建立了海外反贪腐的机制和组织，就是为了抑制新的贪腐模式。

想到这里，她微微叹息了一声，斗争永不休止，一旦放松，可能就是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斗争，只有贪腐分子从中国逃到美国和欧洲去，不会有贪腐分子从美欧逃到中国来，原因很简单，这些家伙贪腐就是为了做人上人，跑到中国来干嘛？只有到了美欧，他们才能作为人上人，享受这些贪腐的财富。他们都是一些绝对的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然要去欧美这种资本主义国家。

在原时空，她看到过报道，德国《南德意志报》就刊登文章称，在2013年过去的十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入海外的资金，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美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8。7万亿元）。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文章指出，这些“中国富人”为了不受经济损失，在转移资金手法上“颇具创意”，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一些富豪，资金外逃者中的第二大群体，就是一些官员。这些“金钱贵族”们移居的国家，需满足三个条件：不能同中国有引渡协定，必须能向后代提供良好的高等教育，必须能发给所谓的投资者签证。他们因此特别愿意移居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或新加坡。

原时空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披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到了8000亿元人民币。

原时空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1997年，总金额，36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383亿美元，2000年中国资金外逃480亿美元，而当年外商对华投资只有407亿美元。

《南德意志报》有没有夸张数据她不知道，人行有没有低估数据她也不知道，北大的数据是否准确她也不知道，但无疑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据，因为那些年在国内看到的事实很清楚。2013年以后的数据，她不知道，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更庞大的数字。

当时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大中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供不应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移民需求量太大，而且太有钱。哪里有房子卖，哪里就有黑头发黄皮肤，操着南腔北调的汉语和洋泾滨英语的“华人”。

她很清楚，少量的贪腐分子，通过各种手法，是可以转移资本逃出去。但如此大量的逃亡，如果说体制没有出问题，谁相信啊？当别人都是傻子吗？恐怕体制内的一些人，简直是有意地在维护这些贪腐分子，或者说是维护资金外流通道。其内心是什么样的歹毒心思，简直是昭然若揭。

当然，缺乏“主动调查”的机制和组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每一个资金外逃大案，总是发生以后，再“依法处理”，有个毛用？人和资金都已经逃了嘛。搞一个“红通名单”，最后能追回来的，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原时空的反贪机制，在她看来，就是极其被动而功能极其有限的。例如央企的审计工作，一直没有实现对国有企业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及财务管理不够完善，某些央企海外资产，处于监控“真空”，海外资产和投资效益，历年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给贪腐分子转移国内资产，提供了机会。

一直到2010年以后，才好了一些。不过有些干部没有贪腐机会，就变得怠工无作为。不说“亡羊补牢，为时晚矣”，而且是否能就此逆转，也还是存疑。

在新时空，当然不能重蹈覆辙。绝对的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总有人能混进党内，取得高位，进行贪腐。但必然保持着这样的情况，不能“大面积塌方”，所以内外结合的调查和处置，必须有一套高效的体系。

现在欧美，都有中国隐秘的反贪组织，那些在欧美一掷千金、购买房产之类的“移民”行为，都是他们监控的对象，发现一例，就要调查资金来源，如果确属贪腐，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秘密的雷霆清洗。这是庞大的CFIA海外组织，这些年的一项重要的新任务。

第397章打成经济危机的金融战

西元1987年9月19日早晨，纽约先锋集团大楼。

陈汉升走进“作战指挥室”，数十名交易员站了起来，平常是不用这样的，但现在这是一场战争。

不止是这些交易员面前的电脑，在指挥室的三面墙上，有着三块大的显示屏，显示道琼斯等三大指数的一块，国债和债券市场的一块，还有黄金市场的一块。

很快股市就要开盘了，陈汉升面色平静，但内心激动，他是今年这场金融战的总指挥。

一年以前，领袖突然指示，在1987年在美国发动一场金融大战，因为美国情况是有机可趁，其经济和金融状况表明，1987年发生股灾的概率很高，完全可以顺势发动，加重美国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