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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第2页）

而无奈的印尼，最终也在美国人的同意下，获得了西巴布亚，成为了一个领土面积大约53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万左右的中型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看到了印尼的价值，至少这个国家的那些陆军将领为代表的上层，现在对中国是极度仇视的，其国内也几乎没有华人。虽然其领袖苏加诺，是在中美之间骑墙的。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再怎么样，也是有一些利用价值的。

第288章民主是帝国的开路之旗

西元1957年5月的一天，乔治。凯南在经过警卫的检查后，慢慢地走进了白宫，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见他。

他能想象到总统为什么召见他。他现在只是一个窝在普林斯顿大学里读书的“书虫”，国务卿杜勒斯不喜欢他，在他因为鼓吹遏制苏联，而被苏联从美国驻苏大使的位置上赶出苏联后，回到美国时，杜勒斯公开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所以乔治。凯南，最后只能是回到大学的象牙塔里，他对于美国政坛，没有任何影响力，作为一名清高的学者，他与多数政客的关系都不好。所以他认为总统召见他，无非是他作为西方的“遏制苏联战略”之父，询问他一些对于遏制苏联的看法罢了。

这让他不由想起了自己在1946年轰动整个西方的八千字长电文，当时他在美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瞒着大使向国务院发了这篇电文。快11年过去了，他当年的这封电文，已经被认为是西方发动对苏联冷战的理论基础，更确定了对苏联的主要战略——“遏制”。当然，现在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把这个战略又延伸到中国，这让他很不喜欢。在他看来，中国对于美国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他这是明显的偏见，是对世界演变的落后的视野，可是乔治。凯南可是个固执的人。

秘书带着他走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总统热情地站了起来，欢迎他。

艾森豪威尔最近的压力很大，他长期主张的“民生优先”策略，在中国人发生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已经破碎，他只能让国家转向“军事优先”，1957年公路和住房建筑的开支增加了36。5亿美元，这是延续他原来的政策。可是军费增加了58亿美元，这简直是疯狂，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利用他无法拒绝的民意，绑架了美国的政策。按这样的趋势下去，可能到1959年左右，2年时间国债就会增加150亿美元左右，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前所未有的债务，不能不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压力更大的是，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危机来了，美国各工业部门的生产已经连续下降4个月，而且毫无好转的迹象，失业开始迅速上升，经济学家们判断很快失业人口就会增加至少一百万人。

而且在大众关注的焦点——卫星研发上，美国并不顺利，关键是洲际导弹的研发跟不上，按照原计划，美国要在1958年才完成一种洲际导弹的研发，到1959年正式装备部队，缺乏了冯布劳恩这样的德国天才，美国导弹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

现在他拼命催促洲际导弹和卫星研发的进度，但是科学自有其规律，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保证在今年年内完成研发，发射美国自己的卫星，这让他感到心头苦涩，中国人发射卫星，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美国却还没跟上。他内心很担心，苏联会抢在美国的前面发射卫星，那肯定会让美国人暴跳如雷，因为美国居然连老二也排不上，排到第三去了。

他已经感到了共和党的政府有点摇摇欲坠。美国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对付苏联和中国呢？这正是他最近一直在深思的问题，找乔治。凯南过来，也是想从与这些顶级学者的沟通中，寻找一些有效的思路。

他向凯南说明了近期他的困惑，第一是美国用军备竞赛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是苏联赫鲁晓夫现在的和平共处主张，美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三就是与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对抗，“遏制”究竟应该遏制什么？

凯南思考了一会，他没有正面回答总统的问题，而是先说明了他对苏联的认知：

“总统先生，在我的那封电文里，我是这样总结苏联的特点的。”

“第一、发达国家内部的冲突，已不再源于资本者对生产资料的占取，而只是反映了发达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俄国迄今仍未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出于它的落后。但俄国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一定会导致战争。”

“第二、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们对西方的仇恨，源于西方是比他们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他们恐惧我们。”

“第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俄国得到发扬，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本来就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

“第四、源于以上三点，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教条，使得苏联得以获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巩固了其内部社会。但副作用就是，他们必须与我们本质上不妥协地进行斗争，所以俄国人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甜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

“既然苏联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那么我们与苏联的坚决斗争，就是必要的，这是我的遏制战略的根基。”

艾森豪威尔频频点头，凯南的总结简明扼要，说得非常清楚。

“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仍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中国虽然与苏联有着类似的信仰，但大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同，使得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来对付西方。”

“根据我对苏联近期的观察，俄罗斯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心理反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苏G这个政党，已经不再是鼓舞人们情感的源泉。据此，苏联的内部健康和长久，并不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苏维埃式的宣传，本质上是消极而具有破坏性的。因此，通过充满智慧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宣传，将其打败，相对是容易的。”

“遏制战略的成立，必须教育公众，使之正确认识GC主义和我们国家体制的优势；必须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健康和活力，GC主义就像是一种恶性的寄生虫，只会发生在生了病的肌肤组织上生存；必须展现和描绘出，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要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至于中国，总统先生，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对于美国不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他们已经非常强大，或许比苏联更强大，他们在核武器和卫星上，都暂时领先了美国和苏联。但是由于文明、种族、文化和地理距离距等一系列的巨大差异，他们对西方的影响是薄弱的，反过来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也是薄弱的。他们不太可能会伤害我们，他们也不太可能帮助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最终学会不打扰他们——各走各的路。”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重合，我们也不应该假装重合。两国应当在可合作之处合作，在不可合作之处尊重差异。尽管我们存在着差异，看看我们目前能否和平地共处，互相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能太少。”

艾森豪威尔对于凯南关于苏联的分析，是十二分的赞同。但对于他关于中国的分析，则是不以为然，凯南不了解中国，他没有好好地研究中国。当然，他不会和凯南争论这个。

他继续问凯南：“既然你认为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遏制苏联呢？”

凯南突然振奋起来，他有一个策略，构思了很久，也许今天能够让总统采纳这个策略。他稳稳地说道：

“总统先生，您知道我一向不赞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因为这会通往互相毁灭的道路，并不是战胜苏联的最好方法，反而会让美国耗尽国力、变得筋疲力尽，甚至动摇我们民众的根基。如果我们不去推动军备竞赛，苏联人也就不会在军备上，发展到疯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