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人呢?嗯?那个法国男人也要杀了你吗?”
我说:“我和他是同龄人。”
这句话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黑暗,甚至是恶心。海德里希刚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马上就露出了嫌恶的表情。
我暗暗警告自己千万不能自乱阵脚,我的故事是无法证伪的,德国的情报水平远远不足以判断某个美国官员是否存在情妇与私生女。我必须咬死谎言不松口,在我还有可利用的价值的情况下,只要不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或反抗行为,德国人不会让事情轻易恶化。
“你和那个法国男人有感情?”
“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
“他长什么样子?”
我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随便描绘了一个,灰蓝色的眼睛、偏棕色的卷发,鼻子拔地而起,眉毛像骨折过,有一个巨大的脑门。个子不高,长相秀气,说话声音很性感,偏爱蓝色西服。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这个我还真没想好。“通过我母亲。”
“美国人会准许你们见面?”
我重复了一遍:“他长得很秀气。他是个漂亮的男人。”
这个故事变得更恶心了。
尽管常年浸润于各式各色的窑子,海德里希居然也流露出自己不能接受吐槽混乱之感情的表情。
有点虚伪了,我想。不就是恋童、乱伦、同性恋么,能比你嫖娼脏到哪里去。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具有文学潜力么?换个背景就是经典的古希腊悲剧。
海德里希把质疑的点转到我虚构的母亲是怎样在法国遇见美国军官上。1920这个时间段左右,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了。
正好我临时身份证明上注册的出生时间是1921年,赶上“进驻里大”斗争、学生活动衰弱,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女学生,在陈箓断绝组织会资助之后,既无法继续学业,又因为生育而无法打工、买不起回家的船票,还受到法国政府镇压,走投无路之下选择跟着美国军官远渡重洋,岂不是很合理。
由于这个故事太乱,涉及的中、美、法三国目前都不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掌控范围内,海德里希最后放弃了追问。显然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谎言,但是要证实或证伪的成本太高,在我没有暴露更多的漏洞之前,他没有办法去验证我所说的话,而波兰战役所验证的我存在的过高的价值又使得他们不能像对待普通人那样采取刑讯逼供。
精密的仪器是需要被谨慎地维护的。
“你真可怜。”他最后用这样一句话作结。
“谢谢。”尽管故事是完全虚构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施舍还是刺痛了我的内心,“我从来不为命运对我的不公而自怜。命运不会在给予一个人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天赋的同时用幸福平静的生活磨损她的灵气。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海德里希的童年、求学生涯以及在海军时期的经历都是痛苦的。这番话果然契合了他自命不凡的内心,他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良久的沉默之后,轻轻说了一句:“你说得对。”
审问暂且告一段落,但我的痛苦没有。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想他所讲述的那个犹太人的妻子,无能为力和自我共情深刻地折磨我的内心,为了避免自己过分地沉湎于痛苦之中——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以应对可能的任何危险——我绞尽脑汁地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锚点:
我庆幸我那纯洁懵懂的未婚夫仍在军校之中,不必被现实污染,不必见证别动队的暴行。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