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时间,皇明时报、荆州商报、儒者文摘等大明的刊物纷纷就塞国公告牌之事进行了抨击。
皇明时报撰文称:塞国虽称“共和”,实际是门户私计。以国主刘某某为首,勋贵、官员疯狂敛财,视百姓为刍狗。可笑他们孔雀开屏式的自我炫耀,根本是对其犯下滔天罪行的欲盖弥彰。
荆州商报的论点较为温和,但也对此提出质疑:自古有财不露白之说,今将上等人之家私露于下等人之面,是自证清白耶?哗众取宠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儒者文摘,那就是跳着脚骂娘了,有文提到:“君师者,治之本也。国君的财产本来是该隐晦的(为尊者讳),可塞国却将这些披露给了公众,小民不知高低,论者嫌其铜臭。这导致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是动摇国本的做法。”
“听说老仙这人喜欢别出心裁,自己制定规则,而不遵循古制(事不稽古),必将导致礼崩乐坏。祸乱天下者,必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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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明发动的舆论战,这回总山予以快速响应,塞音时报接连刊登了两篇署名丁春秋的时事评论文章。
第一篇的主旨是“社会实验”。
老仙引用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由此可见,崇古而不必复古。
先民筚路蓝缕,刀耕火种,开创了农业文明。
之后我塞学兴起,将社会引导向了工业时代。塞国人口尚不足大明的一半(塞音二十四年塞国人口已经达到2800万,大明约6000万),但我们创造的产值接近30亿元,十倍于大明。
这个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我国物价稳定,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可以得到朝廷的救济。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我国做的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加接近于这一理想。
然而世人只看到我们展现出来的实力,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
我们推出了【专利法案】,设立了专利局,让创造者得到应得的报酬。自古以来工匠对手艺藏私,正是有了专利制度,人们才愿意与他人分享技术成果,这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
此次我们通过公告牌现实官员的收入,是要让公众对我们的队伍进行监督。
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也是在摸索前行,对于这样的尝试,我愿称为“社会实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会使得我们在制度设计中尽可能少犯错误。
须知一项制度一旦向全国推行,必将影响到数以千万的国民生活,及方方面面。
如果说制度不可以创新,那么从周朝的分封制到秦朝的郡县制又算什么呢?
第二篇的主旨则是“社会效率”。
老仙指出,自秦朝以来,帝制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其核心就是家天下。土地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资源,被皇帝、勋贵及士大夫们共同掌握。
工业时代对以往社会秩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和资本也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资源,重要性甚至还要超过土地。
由于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自然需要更多掌握知识的劳力参与,而这些人与传统读书人有了很大区别,说他们是“墨者”或许更贴切些。
技术的进步使得上等社会已经无法对知识进行垄断,那么社会权利向中等社会及下等社会开放,已经成为必然。
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才会有效率。自上而下地看,这的确像是精心的设计。然而从底层逻辑看,劳工以劳作制富,富者以富制武力,已经从下等社会对上等社会实现了反制的可能。
民众不可能永远不觉醒,贤者不可能永远被庸者压制。我(老仙)只不过看得更加长远,选择顺势而为。
而你们只是空言民惟邦本,政在养民,却把丁点儿权力死死攥在手里,这难道不比惠子的那只死老鼠更可笑吗?(注,引用【庄子。秋水】惠子相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