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右抱拳,向后捋,微勾手,向前推手……”
苏秘书心想这帮人,讽刺他们都不知道,于是越玩越来劲,很是尽情,把每天一百多万的巨额违约金抛在脑后,全然忘记了身上十万火急的要务。
刚打完太极,奔驰车就载着几十斤ròu和几十斤鱼回来了,还有一百多瓶啤酒,挤满了整个后备箱。民工力气大,三五个人一趟就把鱼ròu拎到食堂的厨房去了。既然演了,就更加入戏一点吧,苏秘书穿上围裙,到厨房给大伙做了做个一锅村夫烤鱼,一锅土豆烧牛ròu,还做了一个红烧ròu。
一群饥得如狼、饿得似虎的农民工瞬间就把几桌子的饭菜吃了个精光。
苏秘书拿出手机,拍了张集体照,他笑得眯起了眼,竖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凹了个经典的造型。
照完相,苏秘书又忙里忙外,组织、号召大家进行棋牌比赛,画画比赛,还有书法比赛,只要单项前三名的,都有奖,第一名奖励两百块,第二名奖励一百块,第三名奖励五十块。民工们不管本事多大,不管读过几年书,不管有没有错别字,不管写得好与不好,为了奖金一个不少的全参加了。有人眼看要输了拿不到奖金了,跟住下铺的对家大声吵了起来,抱怨对家看牌,差点打了起来。苏秘书见状赶紧劝解。
最后剩下书法比赛的评比。其中一个看上去读过几年书、留着一头长发、话不多的年轻民工还真写了一幅美字,群众很是期待。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沉默着缓缓将旧报纸打开,上书:演戏很累,注意身体。
苏秘书的脸一下子阴了下去,像个烂茄子。
这时,有些恍然大悟的民工哄笑起来,连忙拽着苏秘书的衣服,要求给工钱,不给就扣人。苏秘书火了,但我方势单力薄,人家几十号做体力活的围着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苏秘书无奈说,别看你字写得不错,别看你不说话,可一肚子尽是坏水。说完,苏秘书装出哈哈大笑,力争蒙混过去。
就在这时,董事长赵明的电话来了,“苏民中你在哪呢?”
苏民中回答,“在工地呀,跟民工在一起,都安抚好了。”
赵明怒火冲天,“混蛋,快回公司,总包项目经理马上到公司,你赶紧召集一下工程管理中心老总陈晨,马上开会!”
苏秘书这才晃过神来,自己竟然一时糊涂到忘了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见苏秘书要走,民工再一次紧紧把他团团围住,大喊“老板给钱,老板给钱,不给钱就砸车,不给钱就扣人”。苏秘书急中生智道,“我都陪你们大半天了,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我现在就去银行取钱,马上回来给你们发工资。”
好不容易逮了个机会,匆忙上了车,轿车一溜烟向市区飞驰而去。
回到公司,尽管苏秘书遭受了赵明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被骂得狗血喷头,可不知怎么的,在一贯以来的超负荷的巨大工作压力下,那一天他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
亲眼目睹了工地民工闹事的处理,吴亚伦从苏秘书身上明白了什么叫做忽悠,什么叫做演戏,什么叫做打太极,美其名曰为体育锻炼。更为讽刺的是,苏秘书在耍弄人家的同时还教人家打了一把太极。他理解苏秘书的苦衷,全是工作压力所迫。可苏秘书那种拿别人的智商当戏演的忽悠方式,想起来总觉得不是个事。
周六那天吴亚伦是忍着煎熬着看完苏秘书的演出的,他的心情很复杂。学法律出身的,往往有着比常人更加强烈更加敏感的人格和尊严意识。看着那群衣衫褴褛、肩扛家庭重担但却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的农民工,他想起了自己死去十年的父亲。
一九九八年,为解决家庭温饱,为了吴亚伦能够完成高中学业,父亲远离革命老区贵州遵义的老家,只身前往上海务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父亲好不容易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干苦力的差事,成了名工地工人,披星戴月的过着每月挣八百块的艰苦生活,维持着整个家的生计。噩耗突然传来,一个柳絮满天飘的四月,父亲不明不白地惨死在工地。工友不懂法律,没有媒体监督,责任人买通了公安部门,受害人家属不但没拿到合理的赔偿,还遭受了事故责任单位的冷落,如果不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向警察下跪求饶,恐怕父亲客死他乡连尸体都见不着就火花了。为了见父亲遗体的最后一面,母亲带着吴亚伦连夜从山沟里赶到了遵义火车站,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千里迢迢之外的上海。不论遗体美容师的技艺有多么的精湛,还是没能将父亲惨不忍睹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