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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谎言 英雄后人为何叛国（第1页）

致命的谎言：英雄后人为何叛国？

这场突围行动，李陵失败了。但他麾下却有四百余人逃出生天，回到了汉朝边塞遮虏障。

在这四百多个生还者中，很可能有人近距离目睹了李陵被围并最终投降的经过，所以稍后的司马迁才能凭借目击者证言，在《史记》中准确记录李陵投降之前说的那句话：“无面目报陛下！”继而给出了明确的结论：李陵“遂降匈奴”。

作为李陵的同僚并且是同情者，假如没有确凿证据，司马迁绝不会做此结论。

既然李陵投降匈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武帝刘彻对此的反应，就是可想而知的。

当李陵兵团全军覆没的急报传回长安时，武帝最初是希望李陵战死殉国的；然而当进一步的消息表明李陵是投降而非战死——武帝顿时怒不可遏。

他无处撒气，就迁怒于之前送地图回来的李陵部下陈步乐，将其叫到面前一顿痛斥。陈步乐自知难逃一死，遂在极度恐惧下自杀了。

很快，李陵投降事件就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满朝文武几乎众口一词痛骂李陵，没人愿意去体谅他是在怎样的绝境中才走这一步的，更没人会去提起他血战千里的英勇顽强和艰苦卓绝。

世人都喜欢发泄道德义愤，因为这是一件零成本却高收益的事情——不过就是张嘴喷一喷，既能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又能迎合上意，那又何乐而不为

呢？

在大汉朝廷的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就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

太史令除了掌管天文、历法，还有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记录本朝历史。虽然官秩不高，只有六百石；但手握史笔，可以臧否人物、褒贬春秋。所以，历代统治者通常都很“关心”史官的工作。武帝刘彻作为一代雄主，当然更不会例外。

李陵事件发生后，武帝刘彻特意召见了司马迁，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

司马迁没有去揣摩、迎合上意，而是本着良知说了这么一番话：“李陵这个人，一向孝亲，待人诚信，经常能够奋不顾身拯救国家急难。看他平时的操守，可谓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失败，那些躲在后方享受安乐的臣子就大肆污蔑他，真令人痛心！李陵只有五千步兵，深入险境，对抗匈奴十万大军，令敌人死伤惨重；而后被敌人围困，转战千里，直到箭矢耗尽，道路断绝，仍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进行殊死搏斗。能得到部下这样尽忠效死，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以臣看来，李陵虽然战败，身陷匈奴，但也给了匈奴重创，此举足以激励天下。他之所以没有一死了之，只是想等待机会回到汉朝，再度报效国家。”

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只可惜孤掌难鸣，与当时朝廷的主流舆论完全相左，更违背了武帝刘彻对这件

事的定性。

官场上讲究的，从来不是道理上正确，而是政治上正确。司马迁据理力争，就等于公然跟武帝刘彻和满朝文武唱反调，这当然是不被容忍的。

于是，一场无妄之灾就这样降临到了司马迁身上。

武帝很生气，认为司马迁是在替李陵游说，这番话纯属诬罔之词；旋即把他打入大牢，并对他施加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就是像宦官一样阉割去势）。

这样的酷刑给司马迁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也让他感到了极度的悲愤。不过，如此不幸的遭遇并没有让司马迁变得消沉，反而激发了他与命运抗争的斗志，并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样一部皇皇五十多万言的史学巨著。

在司马迁后来所写的千古名篇《报任安书》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就是他面对逆境时的内心写照：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周文王受到拘禁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困厄而写下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却有了《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吕氏春秋》；韩非

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逆境是淘汰弱者的试炼场，苦难是锻造强者的熔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人、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成就，不是被这两者催生和造就的。就像尼采说的那样：“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武帝刘彻对司马迁所做的，是他从中年以后对很多大臣都做过的。事实一再证明，越到晚年，他就越发喜怒无常、赏罚无度，越来越多疑和暴虐。

李陵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武帝慢慢冷静了下来，才开始有所悔悟。他终于意识到，李陵是在没有救援、深陷绝境的情况下才被迫投降的。于是，武帝便公开表示说：“当初李陵出塞后，应该命路博德去接应才对。我却提前下诏给路博德，才让这个老将生出了奸诈之心。”也就是说，刘彻总算搞明白了，是因为路博德不想给李陵打辅助，才有了后来李陵孤军深入的事——而不是他当初猜忌的那样。

皇帝自己能悔悟，当然是好事。只不过，真正的悔悟，是要吸取教训，不再任意猜忌，以免重蹈覆辙。就此而言，武帝其实并没有做到。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正是由于武帝在李陵的事情上再度误判并滥杀无辜，才最终导致李陵从被迫投降变成了主动叛国。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春，也就是李陵败

降的两年后，武帝刘彻决定大举征讨匈奴——一是为了洗刷李陵兵团全军覆没和李陵败降的耻辱，二是设法接应李陵回国。

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武帝再度向天下郡国征发“七科”之人，并大力招募自愿从军的勇士。很快，兵力集结完毕，武帝命李广利挂帅，大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从朔方出塞，同时命路博德率一万余人与李广利会合。第二路，由韩说率步兵三万，从五原出塞。第三路，由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