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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从辜坐在他对面，随机抓了个民警跟自己一起审讯，问：“毛院长，生日过得怎么样？包场的香槟味道不错。”

“路队以身入局啊。”毛俊臣嗤笑，“我那是去谈慈善合作，余老板说要给福利院捐一批儿童玩具。”

“玩具？铁笼里的玩具吗？”路从辜目光如刀。

毛俊臣避而不谈：“路队长，话可不能乱说。我连续三年被评为‘望海好人’‘慈善之星’，你这么污蔑我，不考虑考虑舆论影响吗？”

“毛院长也会考虑舆论吗？”路从辜不动声色，“据我所知，三年前福利院采购五百套儿童床，每一套单价两万八，但厂家实际出厂价只有八百，这件事当时闹得不小，不知道毛院长自己还记不记得。”

不待毛俊臣回答，一个民警敲响办公室门，道：“路队，局长办公室来电，要您到市局汇报进展。”

果然，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路从辜愤然回复：“告诉他我现在没时间，明天再过去。”

“可是局长要求您即刻过去，不能耽搁。”

路从辜攥紧了拳头，又无奈松开。他吩咐民警：

“每十分钟确认一次嫌疑人状态，必须保证他活着讯问完，知道吗？”

民警诚惶诚恐答应。路从辜摔门而去，身后是毛俊臣得意的大笑：

“小子！我真心劝你，别跟权力的手对着干！”

路从辜没有回头，甚至没停下脚步：“就是天王老子的手，也伸不到刑侦支队来！”

然而，三小时后，路从辜带着夜归的寒气撞开审讯室的门，毛俊臣歪倒在审讯椅上，嘴角溢出粉白相间的泡沫，瞳孔扩散成两个黑洞，一旁是民警的颤声：

“路队，毛俊臣他……他死了！”

第47章地平线你不就是看上我这点了吗？……

夜风掀起窗帘，月光与路灯交融成混沌的灰。应泊坐在陪护椅上，右手攥着绷带一端用牙咬紧，左手指节抵着纱布在掌心绕圈。卢安棠斜倚在床头输液，右腿在铁笼坠落时不慎摔伤，只能打着石膏悬在牵引架上。满身的蛋糕奶油早被护士擦净，露出浓妆艳抹却青涩的眉眼，整个人像株被暴雨打折的树苗。

“那个大夫年纪轻轻的，居然一头白发。”卢安棠戳戳应泊的大腿，指着门口的大夫。她又低下头，指尖抠着被套上被烟灰烫出的洞：

“我爸要是还活着，现在该有白头发了。”

应泊没有作声，听她自顾自地说下去：“他总说干刑侦的活不过五十岁，不让我干这行，让我去学医。”

“别了吧，我好兄弟就是学医的，他也说自己活不过五十岁。”心下一片慨然，他勉强扯出一个宽慰的笑容。

“应检，您觉得我爸他……还活着吗？”

应泊在她开口的一刹那站起身，用没受伤的手把点滴速度调慢，只留给她背影，掩盖了欲言又止的表情。卢安棠瘪瘪嘴，又转而问道：

“应检，您真的相信正义终将到来吗？”

“嗯……很有思辨性的问题，你提出了法理学的最终奥秘。”应泊坐回座位上，“那么，你对正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卢安棠摇摇头，“我以前觉得，让罪有应得的人受到审判就是正义，后来我发现，好像法律认定的罪有应得，跟我认定的不完全一样……”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什么霍布斯、卢梭、《理想国》那些太深奥，也太远，就给你讲个我刚入职时亲身经历的。”

卢安棠坐直了身子，石膏腿不自觉地缩进被窝。应泊轻笑一声，娓娓道来：

“那是个合同诈骗的案子。被告人用一纸合同骗走了一个老太太的20万存款，是老太太的全部身家。一直到开庭，被告人也没有把这些钱吐出来。”

“我们很多时候要求被告人退赃退赔，都是站在从轻量刑的角度考虑，如果不愿意退，那就老老实实把牢底坐穿。案件被告人是个母亲，家里有个住院的孩子，需要用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极大可能是她的丈夫教唆她犯案，但被告人执意把所有罪责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为的就是献祭自己一个，把赃款留给丈夫和孩子。再加上教唆犯很难证明，在案证据也只能指控被告人一个。虽然不退赃也可以由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但执行阶段是出了名的老大难，能不能把钱追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很滑稽的一点是，我读研时做过一个调研，在我的调研结果里，丈夫入狱后，大部分妻子都会选择坚守等待；而妻子入狱后，大部分丈夫都会选择一走了之。”他叹了一声，“这个案件也一样，自从案发，那个丈夫从来没过问任何信息，也不关心妻子的量刑，我甚至怀疑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我觉得这一案很经典，也很有代表性，从结果上来说不够正义，但能说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吗？我觉得可能不行。我不想讨论什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又或者是什么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那是学者该做的事，我只是个执行者，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分歧太多了，根本说不完。研究生们写论文时喜欢把‘不够正义’的罪责归结于立法，但问题往往出在司法。法律是一门权衡的艺术，除了‘正义’，我们还要考虑秩序，考虑成本，考虑我们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我们不想要正义，而是我们暂时真的做不到。”

“所以，就宁可放过他们吗？”卢安棠眉心蹙成小山。

“不，是宁可慢一点。”

“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保护犯人的权利，他们都——”

“因为罪刑法定，因为罪责刑相适应，你，我，我们说了都不算。”应泊盯着她的眼睛，“不论多么穷凶极恶的犯罪人，面对法官检察官，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都处于绝对弱势。权利和权力是两个概念，权利不是恶人的礼物，是保护每个人的盔甲，而权力是枭首的刀剑。今天能剥掉强奸犯的盔甲，明天就能剥掉小偷的，最后很有可能只是因为袜子破了个洞就被枪毙。这也为什么我虽然不喜欢很多辩护律师的态度，但我依然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都是执剑的那个人。”

“我想说的是，正义不是终点，是条地平线。你追它就跑，但总得有人盯着它赶路——不然连方向都丢了。”应泊蘸了点碘伏，在病历本背面画了条波浪线，“法律就像这条曲线，永远在修正错误，又永远造出新错误。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让波峰高一点，波谷浅一点。”

“那要是一辈子都够不到波峰呢？”

“那就做个合格的摆渡人。”应泊用染碘伏的指尖点在她眉心，“至少让后面的人少沾点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