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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第1页）

资源支持下，已经取得了远高于底层人民的收入，他们应该满足，难道要我们用更高的税收来调节吗？要是不满意，想拿这点可怜巴巴的分红，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主动降下来。”主席哈哈大笑。

她对前世的所谓“第三次分配”，说白了就是慈善分配，是不以为然的。社会主义要靠慈善？那作为底层人民代表的党，干什么去了？

她向主席进一步解释她的想法：

“这是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美国和西方正在大力建设和发展他们的福利社会，企图以此来压倒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国际民心。但他们的福利政策，是以高负债为代价的，而且有些福利过头了，会滋养一大批懒汉。北欧那种国家人口少，资源多，又在二战中占了作为供应国的大便宜，养得起。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不行，所以这种人民分红，只是补充生活的不足，但金额无法让有些人可以躺平不干活，本质上，我们的人民必须是真正的劳动者。”

“另外一方面，是地方国企的问题。目前的国企以央企为主，地方国企正在逐步发展，明年即西元1957年，要把地方国企纳入地方人民分红计划。每个有国企的省、市，也必须进行分红，不能仅仅是集体所有制对员工的分红这样的小范围。地方国企的投资取之于人民，也必须将利润回报于人民。”

“这还可以促进省级和市级竞争。哪个省的国企搞得好，人民的分红就多，政绩就比其它省出色。当然，不能让弄虚作假和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发生，而且对于直辖市之类经济超前的地区，必须有一定调整，否则其它地区的群众不满意。”

“所以最后，可能就会形成人民的基本收入，来自三部分，劳动工作收入、地方国企分红、央企分红，后面的两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分红型福利。”

“这还会对国企的管理层产生压力。除了那些政策性亏损的国企，所有的竞争性国企，除了大投资期间、技术改造以及重大新产品的开发期间，其它时间，就必须通过改善运营来创造利润，否则管理层管理着国企，又没有大的开销，却长期不能提供利润和分红，那要他们何用？”

主席内心激动，他拿着烟，在院子里踱了几步，转头对李思华说道：“好好好！我坚决支持！社会主义的好处，要让人民直接体会到，直接享受到！”

他又笑眯眯地对李思华说：“你这可是又将了赫鲁晓夫一军啊，啊看他在苏联怎么搞？他们可还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呀。”

两人哈哈大笑。赫鲁晓夫还不知道，他“人在家中坐”，可是从中国飞来的一口黑锅，已经在他的头顶晃晃悠悠了。

李思华的提案，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支持，在那个时代，这种政策可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有些人可能有腹诽，觉得用在投资上，不是能更快地促进经济成长吗？但谁也不敢说出来。而且李思华说了，现在国家必须开始重视消费了，消费的作用对于很多产业，并不比投资的作用低。

西元1956年3月1日，在国庆之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整个版面发布了《中G中央关于实施人民分红体制的决定》，而全国和各地区党报都用头版头条，转载了这个公告，立即轰动了全国！

决定规定了初期试行的机制，详细阐述了国家这个做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经济基础，甚至对比了中国这种社会主义的福利机制与西方福利社会的不同。

人民群众可是奔走相告，乐开了花。很多老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截然不同。无数人第一次认识到，原来那些他们羡慕的国企，也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是这些国企的股东！社会主义的国企，是底层人民共有的！而不是国企的员工、更不是什么特殊的一部分人所有的！

按照规定，每年的分红是浮动的，要根据每年12月25日最后结算的数据为准，在第二年的1月15日前完成计算，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发放到每个人的账户中，这是党中央给每个底层人民每年的大红包！

在《人民日报》和各大党报上，每3个月会发布一次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分红基金中心联合发布的“分红预测”，而每个月都会公布一次“预计分红贡献榜”，分为“总额贡献榜”、“增长贡献榜”等名目，每个榜列出全国企业的前100名，这其实是一种嘉奖，在次年的1月，会正式定榜，上榜企业将获得国家褒奖，这是无上的荣誉。不过，唯一有点违和的，就是后来中烟总公司，总是总额榜永远的第一名，没办法，中国的烟民多嘛。

未来地方国企，则将执行类似的政策，只不过范围是在地区之内。

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分红”政策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普通的人们，是在计算着每年可以拿到多少分红，未来可能会增加多少。有的家庭，已经在算计怎么用这点钱了，这是国家给的，无论多少，都是最喜庆吉祥的。普通人中只有老人们，有点遗憾，如果是发现金多好啊，可以给娃儿们存起来，但国家可是要求，必须在一年内消费掉。

国企的职工和干部的反应，大多数是自豪，这是所属工厂和企业，对人民群众的贡献，我们的劳动和努力，让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一些知识分子，难免有点酸溜溜，他们的收入超过普通人，很多人是享受不到“人民分红”的。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承认国家这样做的合理性，这是对底层人民的福利，符合中G作为底层人民代表、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需求和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世界前三的大国，又相对苏联开放，因此现在国内，有很多国外的驻华新闻机构，派有驻华记者。这个公告，首先让他们目瞪口呆，然后立即传遍了世界！

第二天即3月2日，这个消息几乎成为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算是美国和西方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了不得的大事件！

偏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还专门刊发了社论，认为中国新颖地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福利模式，这也是对西方福利制度的挑战。冷战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挑战无所不在，福利也成为了新的战场，谁能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得更好，谁的社会制度，就可能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此举，让欧美福利制度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不能轻视。

很多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都开始重点研究中国的这个“人民分红体制”，在媒体和经济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评述中国的新制度。

持有反对态度的，最激烈的就是弗里德曼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本来就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认为国企本来就是低效率的，而这样的拿走利润，会让国企的效率更低，缺乏市场竞争的动力云云。

而把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体系的主流派系，即萨缪尔森这一派，有些忧心忡忡，他们指出，由于美国社会都是私企，因此发展福利社会，就只能是以政府税收财政为基础，而财政是不足的，这就导致国家债务增长，实际上是借债来维持部分的福利。

但中国这样社会主义的福利体制，福利是来自于国企的利润，这不会导致债务问题，从长期来看更加可持续，这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巨大挑战。

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果然如同主席和李思华所料，感到自己又挨了当头一棒，冷静下来之后，他们觉得不能追随中国，否则苏联的威信在哪里？可是必须要有一个能和中国“人民分红体制”相媲美的制度，否则社会主义的人心，都跑到中国那里去了，这让他们很不爽，但也没办法，只好动员了很多苏联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希望很快提出“苏联方案”。

不过赫鲁晓夫觉得，苏联人的收入，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苏联的福利也比中国要好，只是没有采用中国这种直接的方式罢了。但是，中国的模式，对于普通人的震撼太大了，一元钱的投入，却出来了至少十元钱的效果，这让他很郁闷。

他还不知道，中国的这个新政策，对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仍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革命者们，有了多大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也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他们的看法，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们，也都在思考中国模式的利弊。

就连远在南美的卡斯特罗兄弟，都为这个政策激动不已。卡斯特罗在“七·二六运动”组织的会议上，激动地说道：“中国的做法，才是真正的革命。国家的企业，就是底层人民的企业，企业创造的利润，就是要向底层人民们分红，让他们能够享受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