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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第1页）

其实当下这所学校的知名度已经不算很低了，因为中国为了扩大影响，通过全球的各种驻外机构都在暗暗地宣传这所学校，格瓦拉远在阿根廷也听说了，所以他此次来华，就是为了到“国革”接受短期的培训，“国革”提供正规的4年学制，但也有很多3个月、6个月到1年的短训班。

在沪苏市逗留了两天后，格瓦拉很快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飞驰的火车外的景致，让他目不暇接。在沪苏的短暂时间，以及火车上看到的所经过中国城市乡村的情况，让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第一印象，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是西方宣传中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很富裕，至少比南美要富庶得多，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效吗？西方又在胡说八道。

其实格瓦拉的第一印象没有错，经过开国后15年的建设，现在的中国，至少相当于原时空八十年代后期的平均生活水平。

更关键的，是西方在五十年代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原时空苏联在五十年代，除了比美国差以外，多数西方国家的收入领先他们并不多。直到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之后，欧洲国家才逐渐超过苏联，原时空人们记忆中那种，西方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的印象，其实主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印象，并非长期的事实。而中国是八十年代打开国门，刚封闭地搞了30年工业建设，生活水平一直落后，自然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的生活水平很高。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西欧也是通过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黄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

以1953年当时候的GDP来衡量，美国大约是3800亿美元，人均大约2000美元左右；苏联按照CIA估算接近1500亿美元，人均大约800美元；英国略超480亿美元，因为人口略超5000万，人均大约950美元；法国GDP约400亿美元，人口大约4500万，人均大约是不到900美元。很明显，英国和法国的人均GDP，都和苏联差不多，这个时代苏联并未在人均上落后他们多少。

而在新时空的1953年，新中国的GDP突破3000亿美元，人口约6。5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50美元，开始接近和超越苏联和西欧的一半水准。这个水平，已经超越了几乎大多数的南美国家，因此格瓦拉有这种印象，是自然的。

抵达武汉后，格瓦拉顺利地入学，他报读了为期6个月，从4月到9月底的短训班，开始了他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学习。他还发现，很省钱，中国基本上补贴了大多数的费用，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也不用缴纳学费。

赵云腾与张巧云，很快开始了他们的蜜月，皮将军批了他一个月的假期，他与张巧云回国后，也来到了武汉“国革”参观一下，其实还有访友的目的，一些次大陆他熟悉的革命领导人，也在这里进修。

6月的一天，赵云腾走在国革的校园里，他打算去找那几位熟悉的次大陆革命者，顺便把他从次大陆带回来的一些信件交给他们。

这并不是件紧急的事情，所以他在“国革”中悠闲地走着，欣赏着这所他以前没有来过的学校的风景。

他走在一处草坪的边上小路上，草坪上很多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个小联合国。突然他的眼光停下，因为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仔细地辨认着，确实就是格瓦拉！他也来中国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他前世对于格瓦拉可不陌生，这位革命家，被誉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科尔达为他拍摄的那张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一直被人们美誉为“世上最知名、最有魄力的照片”，那是出现在T恤上次数最多的照片，他前世也曾穿过几件。

格瓦拉正在草坪上读书，看上去很专注。赵云腾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去，说道：“您好，您是南美来的革命者吗？”

格瓦拉抬头一看，是位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居然挂着大校军衔。不过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军衔，所以也没有吃惊。他友好地回答：“是的，我来自阿根廷。您有事吗？”他的中文还很吃力，只会些皮毛，上课也是上的西班牙语的课程。

赵云腾笑着说道：“我一直想了解一些南美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不知道能否耽误您一些时间？”

格瓦拉大致听懂了赵云腾的要求，他回答说：“当然可以，但我的中文太差。”这个时候边上的人看到赵云腾这个解放军军官，很感兴趣地围了过来，就有人自告奋勇地为他们担任翻译，那些4年制的南美学生，中文的水平有的很不错，旁边的学生还可以帮助纠错。

对话就这样开始了，格瓦拉先介绍了南美现在社会主义斗争的情况，重点是危地马拉在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一列改革，包括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赵云腾仔细地听着格瓦拉的讲述，南美的革命，充满了革命的冒险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缺乏组织性和长期斗争的能力，更缺乏坚强的革命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听完格瓦拉的叙述，赵云腾平静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您的讲述，给我的印象是，南美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受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影响吧？”

格瓦拉有些吃惊，这个军官难道是托派的反对者？不过他来了以后就发现，中国并不禁止托派的书籍，图书馆里都有。所以他爽快地承认了。

赵云腾看到他的表情，笑着说道：“您不必担心。如果斯大林活着，也会把中国的革命理论，视为一种类似托洛茨基理论的异端邪说，但是我们并没有苏联那么狭隘。”

“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倡国际不断革命，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的思想。主张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必须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主张首先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阶段论。”

“南美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那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几乎就是这个时代南美的东印度公司。虽然南美一些国家有了一些加工业这样的工业基础，但本质并没有改变。你们的情况，符合托洛茨基主张的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难怪你们比较推崇他，不过我愿意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说明一些对他理论在南美应用的看法。”

格瓦拉非常感兴趣，他到中国来，不就是想寻找这样的答案吗？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南美的学生，他们都想听听这位明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看法。

赵云腾先讲述了当初李思华发动革命的早期，对“农民无产阶级”的定位，以及为什么不认为工人阶级，能够独立地担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

他重点指出，托派当初在中国遭到反对，主要是因为他们主张，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统治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因此在反对阶段论的前提下，中国革命必然是必须打倒资本主义，这种理论，否决了当时GC国际领导下，实行果G合作的前提。

这种托派的理论，其实就是南美当前的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统治的却是一个农奴社会。

其实中国革命在果G合作破裂后，走的道路，确实是符合托派理论的一部分的——与资本主义直接决裂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应该承认托派理论的一部分合理性。正是因为托派理论的部分合理性，早期的中G重要成员中，不乏内心能够接受托派理论的，例如著名的陈多秀先生，他根据托派理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

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表明，托派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很多现实。例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孱弱的，所谓建立了统治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不存在，革命的对象，是传统的剥削食利阶层。

再如托派倡导的战斗性的工人革命，在中国的根基太过薄弱，在1927年左右，全国都只有300万工人，只不过是4亿总人口中的极少数。所以中国的经验，是必须发动农民无产阶级。

赵云腾总结说：“所以我们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注意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的定语，我们承认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例如宗教、社会基础、民族性格等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革命理论，不能完全一致，在基本原则相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叫做实事求是。中国对于苏联革命理论部分的不认可，就是因为这些部分，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有一些基本原则和革命的宝贵经验，则是适用于大多数地区的。对于南美，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件事，革命政党、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革命战略，以及农村革命教育。把这4件事做好，组合起来，就是一整套的革命策略。”

“对于南美革命的个人观察，我觉得现在是太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可能符合拉丁人热情的性格，但缺乏坚强的组织性和长期斗争的坚持性。依靠短期的热情，点把火就走，这样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