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二阿哥想办成什么事儿更加容易,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皇上对二阿哥更加满意,下回二阿哥再有什么点子,皇上也愿意全力支持……
就拿前段时间街上的流言来说,大家听了都为二阿哥和怡亲王捏一把汗。
比起去劝皇上,更要紧的是把此类言论压下去。
还得是公忠体国的大学士张廷玉有办法,在家中举办了一次宴席,请的都是方苞,沈德潜之类的大儒。
大家写诗联句时无意间议论起了御制诗,方苞就抛出一种观点——欣赏御制诗和欣赏其他诗不一样,意境、格律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天子胸怀。
说白了,皇帝写诗,不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是个优秀的诗人,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是个优秀的皇帝。
反倒是那些满篇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御制诗不好,当皇帝的,不关心民生疾苦、怎能做小儿女之态?
用这种标准看当今皇上的诗,绝大多数都是好诗。
张廷玉等人都深以为然,在场有人将方苞的观点写成了文章,在读书人中流传。
这观点可不是为当今皇上的诗辩护,只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评判标准而已。
但这比辩护更巧妙,轻而易举的就挽回了皇上的面子,又不显得他们这些文人逢迎谄媚。
连平日不怎么待见这些汉臣的海望,都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手段。
殊不知,方苞一开始并不是很想掺和这事儿,皇上的诗确实是普通,流言说得没错。
但一次课上谈到孔子论诗,二阿哥提出了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和帝王之诗的区别,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读书一向得过且过的二阿哥还翻出了许多论据。
二阿哥平日在课上表现没什么出彩的地方,有些观点甚至非常不符合方苞推崇的程朱理学。
但这回老头却有几分感动,二阿哥诚孝,才会想出这种方式来为皇上挽回名声。
他愿意帮二阿哥一把,既成全二阿哥的孝心,也维护皇上的颜面。
方苞之所以被永琏感动到,当然是因为他不知道永琏是《国朝新闻》的主办人。
报纸上又没有二阿哥的名字。
因为方苞师父很严肃,观念也比较保守,大家在他的课上都很少说小话,更不会像上数学课那样聊其他话题。方苞蒙在鼓里很正常。
乾隆也没有要告诉他的意思,以免这老头又说永琏不务正业云云。
相比起来,阿桂知道的就很多,毕竟《国朝新闻》第一期采访的就是阿桂的父亲。
永琏当时就主动找到阿桂,想让他帮忙去问问阿克敦愿不愿意接受
采访。
阿克敦一开始还不怎么乐意,人下意识会排斥陌生的事情。但架不住阿桂软磨硬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自己的父亲。
前段时间坊间流言阿桂也听说了,既为二阿哥着急,也为报纸着急,御制诗不重要,报纸一定要保住啊!
汉臣在想办法扭转风向的同时,阿桂也在国子监的生员中替御制诗说话。
但阿桂就只会闭眼夸,还拿出之前皇上赏赐给他家的《乐善堂全集》,让大家欣赏皇上的诗。
正好这时候乾隆收到山西巡抚石鳞和山东巡抚法敏的奏折,奏请各地方颁发刊印乾隆的《乐善堂全集》,让士子像学习五经一样学习皇上的诗作。
乾隆赶紧下旨,表示自己的诗词怎么能和五经相比,不必特意刊印流传。能偶尔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以彰显他爱民之心,已经足矣。
因为乾隆在谕旨中的自谦,得到了士大夫们一片赞誉。
弘晳折腾一回,除了暴露了自己的歹毒心思,对乾隆父子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国朝新闻》依旧如火如荼的办着,从三月开始,其他各省也开始正式发行。
原本有些省份的督抚是不怎么支持这事儿的,内务府专门要派个人来审查,又要招人到各地售卖,还得防着小作坊私印,最后还要派人送一份回京存档,平白多出许多工作量。
然而短短一个月,各地官府就知道这报纸的好处了。把当地衙门投进去的钱赚回来不说,连抄送邸报的钱也都赚回来了。
山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这些商业较为发达的省份,广告的价格也很高,有的为了能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价格已经炒到了百两。
乾隆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朱批里敲打当地官员,不可靠着这个赚钱,广告的效果在那摆着,一百两是上限,再多了万一没达到效果,这些商贾要把责任推到朝廷身上。
乾隆其实怕的是当地商贾借着这个由头孝敬地方官员,报上来的是一百两,实际上翻几倍。
等哪天东窗事发,把这事儿往《国朝新闻》编辑组一推,再说永琏借此敛财。那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