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县长……”他艰难地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个……我……我明白了。组织上的考虑……我理解,也……也接受。”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后面的话,“只是……我们家玉生……您看……能不能……也……也高抬贵手?”
他避开我的目光,眼神飘忽地看着桌面上的茶杯,仿佛在对着空气说话,声音越来越低:“他……他年轻,不懂事,一时糊涂……犯了错。但……但他本质不坏啊!县长!他……他肯定支持划转!我……我也支持划转!这是大局!只要……只要您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一定戴罪立功!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把该退的钱……想办法退出来!他……他……”
胡延坤的声音哽住了,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他双手紧紧抓住膝盖上的军大衣下摆,仿佛随时会支撑不住。那副模样,哪里还有半分政协主席的威严,只剩下一个为儿子前途耗尽心力、走投无路的可怜父亲。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我没有立刻打断他语无伦次的哀求,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或厌恶。直到他的声音彻底沉寂下去,我才缓缓开口。
我的声音依旧沉稳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感,说道:“延坤主席啊,”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他的喘息,“您的心情,我理解。为人父母,舐犊情深,这是人之常情嘛。”
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而务实:“但是,玉生同志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时糊涂’、‘年轻不懂事’那么简单。他作为石油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账面上巨大的石油损耗,高达两千多吨,价值几百万的国家资产不翼而飞;还有那笔四百多万的设备采购款,设备不见踪影,钱款去向不明啊。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
我的目光锐利起来,又道:“这些损失,是国家财产的巨大流失!是东洪百万人民的血汗!这个责任,总要有人承担!组织上处理玉生同志,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我顿了顿,加重了语气:“至于您说的‘退钱’、‘戴罪立功’……延坤主席,工作组进驻石油公司已经多久了?县委县政府给了玉生同志多少时间?多少机会?他躺在医院里,工作组多次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承诺只要主动交代、积极退赃,组织上会考虑从宽处理。可是结果呢?”
我微微摇头,脸上露出一丝深沉的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时至今日,玉生同志除了喊冤叫屈,可曾主动交代过一笔赃款的去向?可曾主动退回过一分钱的赃款?他所谓的‘支持划转’、‘戴罪立功’,体现在哪里?县里……也很为难啊。”